北京战犯管理所
    北京战犯管理所，俗称功德林一号，位于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功德林路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1] 简介功德林寺原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佛寺，清朝改为粥厂，向孤贫免费发放粥食。[2]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获光绪帝允准。京师着手筹办顺天府习艺所。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工巡局大臣、大学士那桐奏准，在功德林创设“京师习艺所”，宗旨为“收容犯人，令习技艺，使之改过自新，藉收劳则思善之效。”京师习艺所设有监督、典狱官、看守长等官员，此外还有看守、医师、技师、教诲师等共一百多人。分设文案处、会计处、考工处、庶务处、稽巡处。另外设有织巾科、织带科、织布科、铁工科、搓绳科，分别组织生产。这是中国第一个劳动改造机关，且由巡警部直辖。宣统年间，功德林已形成一座规模巨大的劳动改造机关。[2]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在功德林建立了“宛平监狱”（时任司法总长为梁启超）；民国三年（1914年）10月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时任司法总长为章宗祥）。该监狱的狱长是梁锦汉。中华民国政府拨款八万一千九百元，在占地近百亩的土地上，建设了这座现代化的监狱。[2][3] 该监狱内原有一通石碑，碑文为：[4]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仍将功德林作为监狱，并更名为“北平第二监狱”，该监狱成了关押政治犯的“模范监狱”。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左翼人士作为政治犯也被关押在这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但尚未接管该监狱。当时，该监狱关押着七、八百名犯人，其中包括数十名政治犯。周恩来获得情报称，国民党方面准备在7月底撤出北平前（具体时间为7月28日），将关押在该监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六、七百名犯人全部处置掉。中共党组织乃决定趁日本人尚未接管该监狱之机，尽快解救这些政治犯。一天深夜，由中共领导的平西游击队袭击了功德林，救出了全部被关押人员，事件轰动一时。警方对此十分不安，随后政治犯不再被关在功德林，而是被统一关押到北京西安门内的草岚子监狱。[2][5][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该监狱移交并直属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管辖，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1][2][7]（称“功德林监狱”[8]）。 功德林监狱共有16栋监房，共计350多个房间，能容纳一千多个犯人，内部设有厕所、浴室、图书室和放风庭院。这16栋监房围绕着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而建，而这幢八角楼实际是一个十六面亭，每面都对着一栋监房。监狱的周围还有一道高高的带电网的围墙，四个角落均有一个脚楼，角楼中昼夜都有持枪的狱警警戒。 1955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公安部联合下发指示，要求将羁押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集中起来，统一移交公安机关教育和管理。1956年1月，上述工作完成。 1949年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均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省部级大员和中将及以上的武官，至1956年成立北京、西南、西北、抚顺等战犯管理所时，则将被俘的文官降到厅级和行政督察专员的级别，武官则降至少将级，极个别上校也被收录。 这里关押的100多名高级战犯（包括国民党特务）共分为13个小组。其中邱行湘任第一组组长，组员有杜聿明（曾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曾任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 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康泽、王陵基（上将，曾任四川省主席）、范汉杰、廖耀湘（第9兵团司令）、陈林达等人。[1]这里关押的原国民党战犯还有黄维（第12兵团司令）、陈长捷、文强、沈醉（军统三剑客之一）、郑庭笈（国军第200师步兵总指挥）等人。[2] 战犯在功德林监狱接受改造，但相对于其他监狱，战犯得到了人格、生活和健康的保证，甚至拥有一定的自由（可在花园庭院打太极、做操；也可下围棋、打扑克牌、乒乓球；逢节日，还可表演自编自导的节目。） 起初功德林属公安部直辖，[2]1960年，该监狱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管辖。1966年作为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收审站。1986年8月，该监狱拆除。[8] 1959年末，中国政府特赦了第一批“改恶从善”的先进分子（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等十人）。1960年春，剩余的战犯被转移到新建的秦城监狱，秦城监狱的设施比功德林更好，每层楼甚至都有洗衣机。 .jpg) 如今，功德林路已成为新康路。功德林监狱的原址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楼及周边住宅楼的所在地。在住宅楼中间尚存功德林监狱的一座角楼。 被关押者
影視作品参考文献
参见 |
Portal di Ensiklopedia Du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