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石山文化

福建歷史
昙石山人生产生活的复原场景及昙石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马尾松，摄于昙石山遗址博物馆。
史前时期 壳丘头文化 南山文化 牛鼻山文化 昙石山文化 黄瓜山文化 浮滨文化 七閩 古閩人 閩越人
秦汉时期 闽越（前306—前110） 閩中郡（前222—前209） 南海（前195—前174前）
六朝时期 会稽南部都尉（196—260） 建安郡（建安国，260—589） 晋安郡（晋安国、晋平郡、晋平国，282—589） 梁安郡（510左右—564） 陈氏政权（550—564） 闽州（557—565） 南安郡（南安国，564—589） 丰州（568—589）
隋唐时期 泉州都督府（625—711） 闽州都督府（711—725） 福州都督府（725—760） 福建经略使（长乐经略使、福建都防御使，733—760） 福州节度使（760—771） 福建道（771—896） 威武军（王氏政权，896—909）
五代十国时期 闽国 909—945 殷国 943—945 威武军（李仁达政权，945—947） 忠义军（永安军，945—976） 彰武军（威武军，947—978） 清源軍（平海军，949—964）
宋元时期 福建路（985—1278） 范汝为政权（1130—1132） 泉州行宣慰司（1277—1278） 泉州行中书省（1278—1280，1281—1282，1284） 福建等处行中书省（1280—1285，1286，1288—1291，1292—1297，1356—1366） 福建道宣慰司（1285—1286，1286—1288，1291—1292，1299—1356） 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1297—1299） 福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1366—1368） 亦思巴奚政权（1357—1366）
明朝时期 福建等处行中书省（1369—1376） 福建行都指挥使司（1371—1646） 福建都指挥使司（1374—1646） 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1376—1645） 邓氏政权（1448—1449） 明鄭（1628—1683） 隆武政权（1645—1646） 福京（1645—1646） 鲁监国政权（1646—1649） 淮监国政权（1648）
清朝时期 浙闽总督（1645—1658） 福建总督（1658—1687） 閩浙總督（1687—1911） 福建省（1647—1911） 耿精忠政权（1674—1676） 厦门英租界（1852—1930） 黄德美政权（1853） 李世贤政权（1864—1865） 福州日租界（1899—1943） 鼓浪屿公共租界（1902—1943） 中华民国军政府闽都督府（1911—1912）
民国时期 福建省（1912—1933，1934—1949） 闽南护法区（1918—1920） 建国军政制置府（1922） 联军办事处（1923—1924） 闽西特区（1930—1932） 福建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1935） 闽浙赣省（1932—1933） 闽赣省（1933—1935） 中華共和國（1933—1934） 厦门治安维持会（日占，1938—1939） 厦门市（日占，1939—1943） 厦门特别市（日占，1943—1945） 福州治安维持会（日占，1941） 福州市政委员会（日占，1944—1945）
共和国时期 福建省（1949至今） 福建省 (金马地区)（1949至今）
福建主题
查 论 编

昙石山文化以福建省闽江下游一带及闽东地区沿海一带一系列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命名源自闽侯县的昙石山遗址。昙石山文化以贝丘遗址为主，具有海洋文化特征，被认为是福建先秦时期闽族的发源地，以及南岛语族重要的溯源地。

昙石山文化的命名源自坐落于于闽侯县甘蔗街道的昙石山遗址，存在于距今4300—5000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2]。昙石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昙石山遗址发现于1954年，发掘后，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燏、尹焕章等学者首次提出把分布于福建、粤东和浙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命名为“昙石山文化”^[3][4]。位于福清的东张遗址、位于闽侯的庄边山遗址、黄土仑遗址和溪头遗址等遗址的文化层中皆出土过昙石山文化遗存^[5]。作为福建省首个被确立的考古学文化，昙石山文化被广泛研究，昙石山遗址在2001年被选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作为昙石山文化展示、研究与保护机构的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于21世纪初年落成开馆^[4]。昙石山文化被认为是蘇秉琦“中華文明多元起源學說”的佐证，不但先秦闽族发源于此，南島語族起源亦很可能追溯至此。^[3][7]

考古发掘显示，昙石山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海洋性贝丘遗址。经出土文物考证及地质学论证，在昙石山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昙石山遗址的位置附近即为闽江入海口所在地，在昙石山遗址内以及闽侯境内的甘蔗街道和白沙、小箬一带出土的蛤蜊层是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明；此外，在昙石山附近采集到的大象、犀牛遗骨则说明当时的昙石山属热带气候，森林繁茂，临海傍林的自然条件为当地人提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4]

从出土的野生动物骨、贝类动物的壳、被人为饲养的狗、猪残骸，以及人为炭化的稻谷来看，昙石山人以动植物、海产品为食，且以狩猎、 捕捞、畜牧相结合的方式食肉，采集、种植相结合的方式食用植物^[2]。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和渔猎工具亦可看出昙石山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占比不多的兽骨和农产品可以推断，狩猎在昙石山文化的生产生活中占据次要地位，农业生产亦非主要生活手段^[5]，食用的海产品则是贝类为主^[2]。

昙石山文化生产工具以陶、石、骨、角、牙、贝等为原料，器型繁多但固定，坚硬的石器、骨器、角器和牙器多为磨制而成，陶器则由较为成熟的窑烧制而来^[2]。昙石山遗址内出土的贝制刀具和铲具为海洋贝丘文化的典型特征。当时的先民就地取材，利用牡蛎壳打造的贝器作为生产生活用具，如贝凿、贝刀、贝铲等，这些出土的贝器上有钻孔、磨制以及切割的痕迹^[8]。

昙石山遗址出土遗物中被人吸食过贝类的介壳较多，其中最厚的堆积可达3米，说明该遗址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即为海洋贝类^[4]，但亦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昙石山人以植物为主食，且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9]。在其中一个墓葬中出土的18件陶釜中发现了其底部有火烧的痕迹，这些陶器被认为是用于烹煮河鲜、海鲜的炊具^[5][7]。

昙石山文化的墓葬多与居址交错，个别遗址有公共墓地的迹象，随葬品有多有少，显示出当时存在贫富差距。通过对墓葬习俗的分析，科学家认为昙石山文化处在母系社会后期阶段^[2]。在上层遗址出土的墓葬中，考古学者还发现了陪葬现象，部分出土遗址中有殉狗坑和陪葬的奴隶遗骸，其中一男奴的腿骨竖插于坑中，疑为被活埋时挣扎导致的^[10]，而从这些墓地遗址出土的陶器遗存以及殉葬的习俗来看，其历史时代大约在西周时期^[11]。彼时的昙石山人存在奴隶制的蓄奴现象说明社会已经发达到生产过剩的程度，而部分学者基于昙石山出土墓葬的相关研究，提出过该遗址在考古学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遗址，而是古代时期的墓地的假说。^[9]

• 
  昙石山遗址博物馆中展示的彩陶罐，出土于昙石山遗址。
• 
  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展示的昙石山文化陶器、贝器，体现昙石山文化的特色。
• 
  殉葬坑中竖立的男性腿骨，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
• 
  昙石山遗址出土墓地中被安葬的昙石山人遗骨与他的陪葬品。

昙石山文化历史年代距今4300—5000年，其文化遗存主要来自出土文物最为重要、丰富的昙石山遗址第二期文化层。昙石山文化受到其前身（即昙石山遗址文化层第一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5000—5500年）的影响^[4]，同时亦受到闽北地区的牛鼻山文化以及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作为闽江下游流域文化，昙石山文化对闽江中上游地区、浙江南部地区及福建南部沿海地区的后期文化都有所影响^[2]。

此外，昙石山遗址曾出土一块与日本人独有特征一致的颧骨——“日本人骨”，故有部分学者推测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来自昙石山^[5]。出土的凹石（被认为是用于砍砸海产品的工具）与台湾高雄凤鼻头遗址以及南太平洋的一些贝丘遗址所出土的相似，部分学者认为这是闽台早期文化同属以采贝经济为主的海洋贝丘文化的证据^[5][3]，但亦有来自台湾的学者认为两者关系“并非直接的移民或传承关系”^[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