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
恩斯特·英格玛·柏格曼（瑞典語：Ernst Ingmar Bergman，1918年7月14日—2007年7月30日），瑞典導演、编剧。他出生於一個路德會傳教士的家庭，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第七封印》（1957年）與《野草莓》（1957年）、《假面》（1966年）、《呼喊與細語》（1972年）和《芬妮和亞歷山大》（1982年）。 柏格曼從他對人類狀態的探索中，發現了憂鬱與絕望，同時也發現喜劇與希望。除了導演之外，柏格曼也為他大多數的電影作品撰寫劇本。他被譽為近代電影最偉大且最有影響力的導演之一。[1] 他導演過62部電影，多數自行編劇，也導演超過170場的戲劇。他所喜愛合作的國際知名演員有麗芙·烏曼與馬克斯·馮·賽多。他大部分的電影都取景自故鄉瑞典，主題多是冷酷的，處理痛苦與瘋狂。 柏格曼活躍了超過60年，但他的事業在1976年受到嚴重挫折，當時他被指控逃漏所得稅。在一場拙劣的刑事偵查之後，他終止一系列待完成的製作，關閉他的工作室，並且自我放逐至德國8年。 生平 英格瑪·柏格曼出生於瑞典的烏普薩拉。父親艾瑞克·贝里曼是路德會丹麥派的牧師，後來成為瑞典國王的專屬牧師；母親是护士卡琳·艾葛伯隆（Karin Åkerblom或Karin Bergman）。關於宗教的形象與討論圍繞著他的成長。他的父親是相當保守的教區牧師，也是個嚴父：英格瑪曾因為像尿濕床這樣的過錯而被鎖在黑暗的衣櫥中。「當父親在講壇上傳道，群眾在禱告、歌頌或聆聽時，」英格瑪·柏格曼在他的自傳《魔燈》（Laterna Magica）之中寫到：
虽然他在一个虔诚的路德教家庭中长大，但是贝里曼却陈述了直到创作《冬之光》（Nattvardsgästerna，又譯為《冬日之光》）之后，才接受了他在八岁便喪失了信仰。[2] 柏格曼在劇場與電影上的興趣很早就開始了：
1934年，在贝里曼16歲的时候，被送到德国的朋友家度暑假。人们普遍相信他在威玛出席了纳粹党的集会活动并见到阿道夫·希特勒[4] 。之后他在自传《魔灯》（Laterna Magica）中写到有关他逗留在德国时，德国家庭如何把一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放在他床边的墙上的内容，并且还写下了「多年来，我在希特勒的立场上，为他的成功而高兴，也为他的失败而悲伤」「不久，集中营传来的消息令我震惊莫名，我无法接收这一事实。......然而，慢慢地，事实还是征服了我的偏见」[5] 这样的文字。 他服了兩期五個月的義務兵役。 1937年，柏格曼進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院（后来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就讀，主修文學與藝術。他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學生戲院中，而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影耽溺者」（genuine movie addict）[4]。同一時間，一個無事實根據的牽連使得他跟他父親在後來幾年中決裂。雖然他沒有從學校畢業，他還是寫了很多的劇本，有些是歌劇，而且變成戲院裡的助理導演。當他1942年在戲院工作時，他第一次有機會執導他自己的劇本《Caspar's Death》。這齣劇交給瑞典電影行业协会的成員觀看，並且為他帶萊了一個寫電影劇本的工作。 1943年，他與愛絲·費雪結婚。1960年代末，贝里曼在瑞典哥特兰的法罗岛生活了很长时间，并在这里制作创作了許多电影。 逃稅指控與放逐1976年是英马尔·贝里曼的生命中最受创伤的一年。在當年1月30日，当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排练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死亡之舞》的时候，被兩个便衣警察以逃漏所得税的罪名将其如同一个普通刑事犯般地拘捕了。贝里曼在这个事件上受到很大打击，他遭受的耻辱导致他神经崩溃，最终因憂鬱症入院接受治疗。 調查把重心集中在一筆宣稱1970年在柏格曼的瑞典公司Cinematograf與它的瑞士子公司Persona之間，總值500,000克朗的交易（子公司設立的目的大多是用在付給外國籍演員的薪資）。柏格曼在1974年被瑞典中央銀行通知之後解散了子公司Persona，並隨後提出所得報告。1976年3月23日，特別檢察官安德斯·努德纳德勒（Anders Nordenadler）取消了對柏格曼的控告，並說這樣宣稱的「犯罪」並沒有法律基礎，就相當是「控告一個人偷了他自己的車子」。[6] 瑞典國內稅務署主席Gösta Ekman將軍則為該調查辯護，說此調查已經論及重要的法律材料，並且對待柏格曼跟其他嫌疑犯一樣平等。他對柏格曼離開瑞典表示了些許遺憾，希望當調查結果表示柏格曼並沒有做錯事情之後，他能成為「更堅強」的人。[7] 雖然控告已經被取消，但柏格曼持續了一段时间的担忧，害怕他再也不能回到導演工作上。他最後終於從驚嚇中恢復，但是儘管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與許多政治界和電影界的大人物再三請求，他還是發誓再也不在瑞典工作。他關閉了他自己在波羅的海中荒蕪的法羅島上的工作室，停止了兩部正在進行的電影拍攝計畫，並且在德國慕尼黑自我放逐。瑞典電影學院的校長哈利·舒恩估計了柏格曼自我放逐的直接損失為金額上約一千萬克朗以及喪失了數以百計的工作機會。[8] 從放逐中回歸雖然英格瑪·柏格曼在1978年年中才從慕尼黑繼續經營事業，但是他似乎已經克服一些來自母國給他的痛苦。這年七月他回到瑞典，在法羅島慶祝他六十歲生日，並且恢復他部分在皇家劇院導演工作。為了使他的回歸增光，瑞典電影學院設立了一個新獎項─「英格瑪·柏格曼獎」（Ingmar Bergman Prize）以獎勵年度在電影製作上有傑出表現的人。[9] 然而，他在1984年之前依然待在慕尼黑。有一個完成於2005年的法羅島對於柏格曼最後的訪談中，柏格曼提到在自我放逐的日子中傷害非常大，他實際上失去了人生中珍貴的八年時光。[10] 柏格曼於2003年12月從電影工作中退休。他在2006年10月動了臀部手術並且復原得很慢。2007年7月30日，他在睡夢中[11] 於他法羅島的家中安祥地過世，享壽89歲[12]。另一個知名的電影導演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也在同一天過世。2007年8月18日，他在法羅島私人喪禮中下葬。他与其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贝里曼（婚前名Ingrid von Rosen，注意不是瑞典著名女星英格丽·褒曼，两人同名）共同葬于法罗教堂（fårö kykan）。雖然他葬於法羅島，但是他的名字與生日已經在他死前數年就刻寫在斯德哥爾摩省Norrtälje自治區Roslagsbro墓園中他妻子的名字下面，代表他曾經希望葬在這裡。 電影工作世界上的許多電影工作者，包括美國的伍迪·艾倫、大衛·林奇[13]、史丹利·庫柏力克[14] 與勞勃·阿特曼、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波蘭導演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俄羅斯導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5]、與南韓導演朴贊郁，都曾經說他們的電影作品深深受到柏格曼的電影影響。伍迪·艾倫說柏格曼「可能是自從電影被創造以來，最偉大的電影藝術創作者」。[16] 電影事業柏格曼開始他的電影工作是在1941年從事劇本寫作，但他第一個完成的主要作品是1944年他幫《折磨》（Hets，或譯《狂亂》）寫的劇本，由歐夫·荀柏格導演。除了撰寫劇本之外，他同時也獲得到這部電影作品的副導演職位。在他的第二部自傳《影像：電影在我的生命》（Images : My Life in Film）中，柏格曼敘述這個由外人執導的電影可以當作是他實際上執導的初登場。[17] 這部影片在國際上的成功使得柏格曼在一年後得到他第一次導演電影的機會。接下來的十年之中，他編寫並執導了超過一打電影，包括1949年的《牢獄》（Fängelse）與1953年的《裸夜》（Gycklarnas afton，又譯為《鋸屑與金箔》或《小丑之夜》）。 柏格曼獲得第一次國際上的成功是在《夏夜微笑》（Sommarnattens leende，或譯為《夢》，1955年）這部作品，這部影片在之後的坎城影展贏得「最佳詼諧詩意獎」（Best poetic humor）並入圍金棕櫚獎。而兩年之後，柏格曼最知名的兩部電影出爐：《第七封印》（Det Sjunde inseglet，1957年）與《野草莓》（Smultronstället，1957年）。《第七封印》在坎城影展入圍金棕櫚獎並且獲得評審團特別獎；而《野草莓》则获得1958年的第8届柏林国际影展金熊奖。 柏格曼在之後的20年中大量製作電影。在1960年代初期，他指導了一系列探索信仰與對神的懷疑這類議題的三部曲：《猶在鏡中》（Såsom i en spegel，又譯為《穿過黑暗的玻璃》，1961年）、《冬之光》（Nattvardsgästerna，又譯為《冬日之光》，1962年）與《沉默》（Tystnaden，1963年）。1966年，他執導了《假面》（Persona），他認為這部電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這部電影贏得一些獎項，很多的評論家都認為這是他的大師之作也是他製作的電影作品中最好的其中一部。柏格曼認為這部電影與接下來的《哭泣與耳語》（Viskningar och rop，又譯為《呼喊和細語》或《喊叫與耳語》，1972年 ）是他兩部最重要的電影作品。在這段期間其他著名的電影作品包括《處女之泉》（Jungfrukällan，又譯為《處女泉》，1960年）、《狼的時刻》（Vargtimmen，1968年）、《羞恥》（Skammen，1968年）與《安娜的激情》（En Passion，又譯為《安娜的情慾》或是《情事》，1969年）。在這段時間，柏格曼也為瑞典電視台廣為製作了許多影片。兩部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婚姻場景》（Scener ur ett äktenskap，又譯為《婚姻生活》，1973年）和《魔笛》（Trollflöjten，1975年）。 在1976年柏格曼因為逃稅被逮捕之後，他發誓他再也不在自己的母國製作電影。他關閉了他在法羅島上他自己的電影工作室，並且開始自我放逐。他主要思考在美國工作的可能性，他的下一部電影作品《蛇蛋》（The Serpent's Egg，又譯為《噩兆》，1977年）是一部德美合資的電影，也是他第一部並且是唯一一部英語電影。一年之後又製作另一部英國挪威合資的電影作品《秋光奏鳴曲》（Höstsonaten，1978年）。這部影片由英格麗·褒曼主演，並且是這個時期最著名的電影之一。另一部他執導的電影作品是《傀儡生活》（Aus dem Leben der Marionetten，又譯為《木偶生命》，1980年），是一部英德合資作品。 1982年，他短暫回到他的母國並執導《芬妮和亞歷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這部電影不像他過去的電影作品，是針對普羅大眾而拍攝，但是這部電影卻被專家批評過度膚淺且商業化。[18] 柏格曼說這部電影作品將是他最後一部電影作品，而這之後他將專注在執導劇場戲劇上面。在這之後，他寫了許多電影劇本並執導一些電視特輯。有一些之前在電視上呈現的製作作品也被轉移到劇場上演出。這樣的作品中的最後一部是《夕陽舞曲》（Saraband，或譯《薩拉邦德》，2003年），是《婚姻場景》（Scener ur ett äktenskap，又譯為《婚姻生活》）的續集。柏格曼執導這部作品時已經84歲了。 定目劇團柏格曼發展了他自己的「定目劇團」（repertory company），建立了在他的電影作品中固定演出的瑞典演員班底，包括馬克斯·馮·賽多、碧比·安德松、哈里特·安德森、厄蘭·約瑟夫森、英丽德·图林與甘納爾·布耶恩施特蘭德，這些演員都有在至少五部柏格曼的電影作品中演出。挪威女演員麗芙·烏曼在九部柏格曼的電影作品以及一部電視作品《夕陽舞曲》（Saraband，或譯《薩拉邦德》）中演出，是最後加入這個團體的成員（在1966年《假面》（Persona）拍攝時加入），最後則成為柏格曼最親密的協助者，無論是藝術上或是個人上。他們一起生了一個女兒琳·烏爾曼（1966年出生）。   在1953年，柏格曼開始跟他的電影攝影師史汶·尼克維斯特合作。他們兩個建立且維持良好交流的合作關係，使得柏格曼到拍攝那天前都不用擔心毎一個鏡頭的構圖。在拍攝那天早上，柏格曼通常會簡單的跟尼克維斯特說明他所希望的情境跟構圖，然後讓尼克維斯特一整天不被打斷或是被評論地拍攝，直到最後討論隔天的後製工作為止。 電影資金根據柏格曼自己的帳目，他從未遇過資金的問題。他為此想了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從未住在美國，所以他不會著迷於電影票房的收入；二是因為他的電影作品都是傾向於低預算的製作。舉個例來說，《哭泣與耳語》總共花費約450,000美元，而《婚姻場景》─總共六集的電視劇─只花了200,000美元。 拍攝技巧成為一個導演，柏格曼擁有優秀的洞察力與才華，並願意與演員互不侵犯的相處。柏格曼認為自己必須在他們身上負非常大的責任，將他們視為心理上時常受傷的合作者。他說導演必須要對演員坦承並支持，使得他們可以在他們的表演工作上表現到最好。柏格曼鼓勵青年導演不要執導任何沒有「意念」（message）的電影作品，而是要等待「意念」的出現之後才執導，總有一天就可以承認他自己不是每次都能確定他電影作品中「意念」的呈現。 柏格曼通常自己寫他電影作品的劇本，在真正下筆書寫之前會構思數個月甚至數年，他認為下筆的這段時間是稍微有點冗長且乏味的。他早期的電影作品結構非常的精密嚴謹，這些劇本都是來自於他自己撰寫或是與其他作者合作寫成的。柏格曼敘述他晚期的電影作品說，當重大場合時，他的演員會希望作一些跟他原本所期待不一樣的表現，他會讓他們自由發揮；而如果限制他們的發揮，這樣的結果往往都是一場災難。隨著他的電影生涯的進展，柏格曼增加讓他的演員們即興演出他們的對白。在他最後幾部電影作品中，他只寫下關於某個場景的意念訊息，而允許他的演員們決定確實的對白。 當觀看日誌時，柏格曼非常著重批判而非情感的重要性，他說他不會問自己這部作品是好還是壞，而是問自己這部作品已經足夠了，還是還需要重拍。 題材他的電影作品通常在處理失敗、孤獨與信仰的存在問題，他的電影作品也傾向直接表現而非明顯的形式化。柏格曼最知名電影中的其中一部作品《假面》，就是在柏格曼作品中同時包含存在主義與前衛風格的傑出作品。 雖然他電影作品中討論的議題是理智的，性慾的處理在他大部分的電影作品中依然十分的明顯突出，不管是中世紀的瘟疫（如《第七封印》），或是20世紀初期烏普薩拉的上層階級家庭生活（如《芬妮和亞歷山大》），或是當代的社會異化問題（如《沉默》）等等皆是如此。他電影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通常比男性角色碰觸到更多的性議題，而且她們並不害怕去公開表示這樣的議題，有時候會用非常驚人明顯的方式公開（如《哭泣與耳語》），這樣的形式也建立了柏格曼電影作品的風格。1960年時代雜誌將他選入封面人物，他則在封面故事中稱自己這樣的風格為「影像的魔術師」（the conjurer）。在《花花公子》雜誌1964年的專訪中，他說到：「...性愛的表現形式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一點都不想只拍純粹理智的電影。我希望觀眾們可以去感受，去感覺我的電影作品。這個對我來說比起他們去理解我的電影作品來的更為重要許多。」柏格曼說，電影是他索求無度的情婦。而一些在他電影作品中主演的女演員後來也變成他真實生活中的與電影創作上雙重的情婦。 愛情——瘋狂的、挫敗的、不明說的、厭惡的——是他許多電影作品的討論主旨，這樣的風格也許是從《冬之光》開始的。他說，在這些電影作品中，他「將牧師所缺乏的信仰與他之前情婦的競爭作對比，將她的怨恨帶點宗教色彩，去幫助他透過凡人的愛情去了解精神心靈上的辯解。」 柏格曼對電影生涯的內省 當被問到關於他的電影作品時，柏格曼說他把《冬之光》[19]、《假面》與《哭泣與耳語》視為表現最好的作品；但是在2004年所作的訪談之中，柏格曼說他覺得他自己的電影作品令人沮喪，他再也不能夠觀賞它們。[20] 在這些電影作品中，他說，他設法做到使表現手法可以推展到極限。 當他指責那些評論家把他的三部電影作品（《猶在鏡中》、《冬之光》與《沉默》）當作是已經安排好的三部曲，他說他沒有預設要把這三部作品連結在一起，而且他也看不出這三部作品有什麼共同的中心思想[21]，這樣的言論反駁了柏格曼在1964年自己寫下的電影簡介，當時他把三部電影的劇本出版在同一冊書上時說：「這三部電影處理簡約的問題。《猶在鏡中》確實贏得讚賞。《冬之光》確實深入人心。《沉默》是神的沉默，否定的銘刻。因此，它們可以組成一個三部曲。」標準收藏版公司認為這三部電影作品是三部曲，因為他們把這三部電影製成三片DVD，然後做成一個合輯發行。 值得一提的是柏格曼如同許多有創意的藝術家一樣，有時候傾向於用概括的方式來描述自己，即使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也是如此，而且在許多場合中─例如在訪談集《柏格曼論柏格曼》（Bergman on Bergman）裡面─他敘述說《沉默》意指宗教問題變成他電影作品中主要的關注焦點這樣的時期的結束。 劇場工作雖然柏格曼通常都因他在電影藝術上的貢獻而廣為知名，但是他終其一生也是一個非常活耀且多產的劇場導演。他畢業後的第一部工作是擔任斯德哥爾摩一個劇場的儲訓導演。他26歲時變成赫爾辛堡城市劇院的劇場總監，也是當時歐洲最年輕的劇場總監。他在赫爾辛堡停留了三年，之後在1946年到1949年之間成為哥特堡城市劇院的導演。 他在1953年成為馬爾默城市劇院的導演，並且連任了七年。許多他電影作品之中知名的演員也都是他在劇場一起合作的夥伴中挖掘出來的，而且在他1960年代的電影作品中演出的「柏格曼團隊」（Bergman troupe）裡面的很多人都是出身於馬爾默城市劇院。他在1960年到1966年期間在斯德哥爾摩的皇家劇院擔任導演，並在1963年到1966年之間擔任皇家劇院的總監。 在他因為逃稅事件離開瑞典之後，他在1977年至1984年期間成為德國慕尼黑的慕尼黑居民劇院的導演。他直到1990年代依然活耀於劇場界。 家庭生活柏格曼結了五次婚：
前四次婚姻都是因離婚而結束，最後一次婚姻則是因妻子死於胃癌而結束。 他也跟女演員麗芙·烏曼生了作家琳·烏爾曼。所以，柏格曼總共有九個子女。只有其中一個小孩的母親未跟他結過婚。在他和瑪莉亞·馮·羅森的母親結婚時，她已經有12歲大了。 除了他的婚姻之外，柏格曼還有與哈里特·安德森有親密關係。 獲獎奧斯卡金像獎1971年，柏格曼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俄文·撒爾伯格紀念獎（The Irving G. Salberg Memorial Award）他的電影作品中有三部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外語片獎：《處女之泉》（Jungfrukällan）於1961年獲獎；《猶在鏡中》（Såsom i en spegel）於1962年獲獎；《芬妮和亞歷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於1984年獲獎
英國電影學院獎凱撒電影獎
坎城影展
金球獎柏林影展
其他獎項
作品電影作品
電視作品
電影劇本
舞台劇與廣播劇下列是英格瑪·柏格曼曾經執導過的舞台劇與／或廣播劇：[22]
參照參考文獻
相關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簡介
訪談
其他文章
參考書目
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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