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时年28岁的塞林格首次以《香蕉鱼》为标题向《纽约客》杂志投稿此作品。[2]故事初稿的写作风格引发了当时该杂志社编辑威廉·麦克斯韦（英语：William Keepers Maxwell Jr.）的兴趣，但故事内容被认为难以理解。[3]在麦克斯韦的要求下，塞林格重写了此作品。他添加了以西蒙·格拉斯（英语：Glass family）的妻子穆里尔的电话为开篇，并构思了有关西蒙自杀缘由的线索。[4]整个1947年，塞林格与编辑格斯·洛布拉诺（英語：Gus Lobrano）数次商讨修改此作品，故事标题被改为《逮香蕉鱼的好日子》（英語：A Fine Day for Bananafish）。[4][5]故事最终在投稿一年后见刊，标题被定为《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4]
故事发表后，塞林格所作的努力立即就取得了回报。该作品受到普遍好评，塞林格的传记作者保罗·亚历山大（英語：Paul Alexander）表示这篇小说“永久改变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5]塞林格与《纽约客》杂志编辑威廉·麦克斯韦的合作标志着其职业生涯的巨大提升，从此他进入了该杂志的精英作家行列。[6]这篇小说常同费兹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五一节（英语：May Day (short story)）》一起比较。[7]
这篇小说的艺术成就很突出[17]，像作者其他作品一样，含有一种可怕的幽默感。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其中象征主义的使用。[18]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塞林格用对话的形式写出了穆里尔和她母亲的肤浅。第二部分的开头写西比尔·卡彭特，一个穿着一套两件套的游泳衣的小姑娘，对母亲说“又看见更多玻璃”（see more glass，西摩·格拉斯的谐音）。她的母亲也与穆里尔的母亲类似，喜欢谈论衣服。西摩在沙滩上不想见人，他对西比尔的问题“那位女士在哪儿？”的回答显示他让她弄得很沮丧。[19]西摩自杀的动机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认为是他那“粗俗、毁灭性”的妻子和小西比尔的“纯洁”形成的对比导致的。[20]其他的解释包括荒谬理论。
^Cotter, James. A Source for Seymour's Suicide: Rilke's Voices and Salinger's Nine Stories.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inter 1989, 25: 83–98 –通过EBSCOhost.
^Ooms, Julie. "Some Quick, However Slight, Therapy": Neighborliness and Rebuilding Community after War in J. D. Salinger's War Stories.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2016, 46: 46–63. ProQuest1873850940.
^Alsen, Eberhard. New Light on the Nervous Breakdowns of Salinger's Sergeant X and Seymour Glass. CLA Journal. Spring 2002, 45 (3): 379–387. JSTOR 44325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