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
呼格吉勒图案,又称呼和浩特“4·9”女尸案,是于1996年4月9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发生的一起死刑冤案。报案人呼格吉勒图(蒙古语:ᠬᠥᠭᠵᠢᠯᠲᠦ,中蒙通用转写:Xögǰiltü,西里尔字母:Хөгжилд,意为“繁荣旺盛的”[1];1977年9月21日 - 1996年6月10日)因遭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的刑讯逼供和法院的审判不公而被认定为杀人犯,且在“严打”期间根据“从重从快”的政策在事发后62天即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造成无法补救的结果[2]。 2014年11月起,此案进入再审程序[3]。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4]。最高人民法院下属的《人民法院报》以“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再审案”之名列为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初期侦办与判决1996年4月9日,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一年轻女子遭到强奸并杀害。当晚,呼格吉勒图最先发现该女子遇害死于公厕内,在发现案情后呼格吉勒图主动找到辖区民警邢芳报案。事后,呼格吉勒图被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分局特警认为有作案嫌疑并实施拘捕,在调查过程中疑似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报》报道了“4·9女尸案”,报道称凶手为呼格吉勒图。[5] 在案件仍有疑点的情况下,检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两项罪名对呼格吉勒图提起公诉,提交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公安机关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物证检验报告、尸体检验报告以及现场勘查笔录”。[6] 1996年6月10日,在案件证据不足并有多处疑点的情况下,呼格吉勒图仍被按规定程序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当日遭枪决,至此该案被以“严打”期间“从重从快”的原则迅速结案。也正是因为在“严打”期间的快速结案,办理案件的冯志明等四名警察荣立二等功,并被媒体誉为“神探”。[5] 后期平反与再审2005年10月23日,赵志红因涉嫌“2·25系列强奸、抢劫、杀人案”而被捕。在交代曾经犯罪记录的过程时,赵志红曾先后四次向警方供述1996年在呼市毛纺大院厕所内奸杀一名受害妇女,即呼和浩特“4·9”女尸案的详细经过。由于赵志红对呼格吉勒图案中强奸杀人过程可以准确描述,并事后经过中国公安部专家多种手段的调查,经测谎认定其证言的可信度达98%以上,证实其确实是该起案件真正凶手。因此,呼格吉勒图并非“4·9女尸案”的凶手,而该案也属于冤假错案。2005年12月16日,《内蒙古法制报》报道了“4·9女尸案”的后续和经过,指出真正凶手应为赵志红而非呼格吉勒图。2006年12月5日,赵志红递出一份写在卫生纸上的“偿命申请书”,再次重申在公厕内强奸杀害一名年轻女子的凶手是他而非呼格吉勒图,并希望可以偿命[7]。该份文件被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舆论的热议和震动。2007年1月1日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同时,因需调查呼格吉勒图案,赵志红死刑执行被延期,被关押在呼和浩特的看守所中[8][9]。 2009年5月29日,长期关注呼格吉勒图案的公安部刑侦专家杨承勋和吴国庆向媒体表示,呼格吉勒图绝非“4·9女尸案”的真正凶手[10]。此外,内蒙古公检法系统某位不具名的重要官员就呼格吉勒图案所牵涉的问题,向媒体表示:
直到2010年,内蒙古公检法部门尚未将此案平反或给出正式说法,受害者呼格吉勒图的家属被迫继续上访,虽然得到接访人员的同情,但案件没有进展[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有三个途径启动再审程序:一是做出判决的人民法院(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处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三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11]。 2014年11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启动再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并依法进行审理[3]。12月15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舉辦新闻发布会宣布再审结果,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4]。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会公布了呼格吉勒图无罪的具体理由:呼格吉勒图多次供述的犯罪手段与尸体检验报告不符;血型鉴定结论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不能证实呼格吉勒图实施了犯罪行为;呼格吉勒图的有罪供述不稳定,且与其他证据存在诸多不吻合之处[12]。
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胡毅峰同时託趙建平交予呼格吉勒圖父母三萬元慰问金,并向他们表示可以申請國家賠償[14]。 2014年12月30日,內蒙古高院做出國家賠償的決定,決定支付呼格吉勒圖的父母賠償金共人民幣2,059,621.4元[15]。12月31日,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16]。 2015年11月11日,呼格吉勒图骨灰迁入新坟,新墓地位于离呼和浩特市区近30公里远的和林格尔县安佑生态园内的宝珠山半山腰处,新墓地和旧坟地相距约20多公里。 2019年10月,因牵涉多年前的刑事犯罪问题,曾经主办呼格吉勒图案的刑警队长刘旭被当地纪委监委调查。2020年12月30日,媒体报道其于2019年10月留下遗书后自缢身亡。[17] 追责程序在撤销原判的文书送达的当天,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已启动呼格吉勒图案追责程序[18]。据《法制晚报》2015年9月20日报道,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及赛罕分局的多名警官因涉及冯志明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接受办案机关调查,其中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赛罕分局大学东路派出所原所长张文,被办案机关采取司法强制措施[19]。2016年1月31日,新华社报道,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被有关机关和部门进行了追责[20]。
社会评论中国大陆部分民众认为此案件的再审程序是迟来的社会正义事件,并有民众向呼格吉勒图父母祝福[32]。也有部分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体制亟待建设和改善[33],同时亦有人猛烈批评错判案件的司法人员,要求控告办案人渎职行为[3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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