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湖北省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湖北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 湖北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发生在省会武汉。武汉长江大桥等重要交通路线曾经在六四镇压前后被示威者多次堵塞。学生示威者也多次尝试与武汉的大型工业企业工人进行串联。另外在荆州、黄冈、孝感、十堰、黄石、宜昌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武漢4月4月18日，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工业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湖北水利电力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城建学院等八所高等院校共贴出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大幅标语五十六条，挽联六幅。官方指其中“有的内容偏激，含沙射影”，包括“推进自由和民主进程——胡耀邦”、“有的已死去，有的还活着；有的还活着，有的已死去”，“你留下的空白，历史不久将会感到……”。湖北工学院有学生指胡耀邦是在开政治局会议时气死的[1]。 4月19日至22日，湖北省委向中央政府报告，该市发生的学生示威活动越来越具有政治性[2]。4月20日，高校学生到省政府门前游行，也有一些武汉学生到北京进行串联[3]。22日 ，又有高校学生在武昌至汉口的主要街道游行[4]。此外武汉大专院校的一些人成立“自治联合会”等组织，有人開始在武漢长江大桥游行静坐[5]。4月26日，高校的学生继续张贴大小字报，呼吁成立组织，制订行动纲领。有的要进行募捐，准备到各地大学进行串联[6]。上午，武汉大学出现一份《通知》称：“成立学运领导小组或武大学生自治会”。后经学校劝阻，当天没有开会成立学生组织。另一份大字报呼吁立即成立公开的领导机构武汉大学行动委员会”[7]。 四二六社論公佈後，大型示威活动爆發[8] 。在4月29日袁木與北京學生对话播出之后，示威活動演變成抗议活动[9]。晚上，湖北省的武汉工业大学、武汉钢铁学院、华中师大、武汉工学院等校四千多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袁木等人与学生的对话录像。途经武汉大学时进入校园，呼吁武大学生参与，后在武大校园的枫园、桂园集会，并喊着“打倒官僚”等口号，有人鼓动学生到工厂、农村去串联，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发动工人取消企事业单位的党委[7][10]。 5月5月1日下午，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有200多名学生试图到武汉钢铁学院串联，被校方在大门阻拦，此后学生回校[11]。5月3日，武汉大学、武汉工学院、中南财经大学、华中师大、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工业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湖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武汉粮食学院等13所院校出现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或传单。当晚华中师范大学1000多名学生在校园集会，准备次日早晨上街游行。同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干部大会，关广富发表讲话。省委随后起草了《关于稳定高校局势,防止“五四”闹事》的5条措施[4][12]。 5月4日，據估算有10000名学生參與游行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反對官員腐敗，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武汉工业大学、武汉钢铁学院、武汉体育学院等18所高校1万多人上街游行，标语、口号主要是：“拥护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纪念五四、兴我中华”、“发扬五四精神”，“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打倒官倒，打倒腐败”等。到省政府门前汇集后，游行组织者宣读了请愿书。游行中，武汉自来水公司宗关水厂工人张毅在武昌阅马场尾随学生至湖北省政府门前，参与学生在该处举行的静坐活动。下午五时许，当学生再次游行至阅马场附近时，张毅用扩音喇叭进行鼓动，游行队伍冲上长江大桥，导致交通堵塞[13][7][14][15]。 5月15日，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引起声援支持。晚十一时许，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湖北医学院等12所高校约8000名学生上街游行，呼喊“打倒袁木”、“打倒官僚”、“打倒腐败”等口号，到省政府门前静坐、发表演讲、要求对话。有五、六百人冲进省委、省政府领导住地，经劝说于十六日凌晨四时许撤出，后来又有一百多人到省政府门前静坐。当时围观群众约二、三千人[16][7]。 5月16日凌晨起，武汉大学、华师大、武汉工业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三千余名学生到省政府静坐，声援北京学生绝食。中南财经大学、湖北医学院、湖北省教育学院等校1000余名学生游行到湖北省政府门前，与15日在那里静坐的学生汇合。下午，华中师大等校2000多名学生加入静坐队伍，华中师大学生廖宝斌、武汉大学学生刘向阳（均为八六学潮的骨干）等向省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16时前与省政府对话，否则上长江大桥静坐。16时45分，静坐学生前往长江大桥。晚七时，2000多名学生在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静坐，长江大桥公路交通全部中断。21时许，湖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校2000多名学生游行到武昌桥头[17]。 5月17日早上，继续有24所高校近万名学生先后走出校门，4000多人在长江大桥静坐，大桥公路交通再次中断。游行队伍中出现“工人声援团”、“湖北社会科学院”、“华工教师声援你们”、“长江日报支持你们”等横幅。华中师范大学200多名研究生准备到京广线静坐，并准备卧轨。15时47分，200多名学生站在长江大桥京广铁路线上，在黄鹤楼附近的位置拦截了一列从武昌开往西安的客车和一列由南到北的货车，致使两列火车停驶。16时30分，列车恢复正常运行[7][18]。5月18日，繼續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走上街头[19]。 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嚴後，湖北省公安厅报告指多数干部表示支持，认为中央决定果断及时，有利于恢复社会秩序，制止动乱；示威者声称“政府对学生爱国没有诚意”，是“对学生实行残酷镇压”，表示要“团结”，“觉醒”，“抗争到底”。武汉有传单称“三十八军官兵联名写信，如果镇压学生，我们就拼了”。“北京二十万大学生宣布集体绝食，奉命镇压学生运动的三十八军连以上军官宣布辞职”，“北京市民以自己的血肉筑成血肉长城，把军车挡住”[20]。 5月20日及21日，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21所院校10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或攻击李鹏的讲话和北京戒严令。少数学生到湖北省政府请愿，很多学生在武汉三镇的几条主要干道和长江大桥上静坐、讲演并散发传单，呼喊“反对镇压”、“打倒独裁”、“不怕流血”等口号，有人打“反对独裁”，“反对警察”，“李鹏下台，小平滚蛋”等标语。静坐造成长江大桥公路桥交通一度中断，一些标语、传单内容为“李鹏丧尽天良”、“邓小平祸国殃民”、“呼吁民众起来反抗暴政”[7][21][22]。21日下午至晚上，在武汉大学校园学生宿舍区，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师大等25所高校的学生代表开会，宣布成立武汉高校自治联合会[7]。期间，武汉工人也成立「武漢市工人自治會」[23]。 5月21日，有湖北武汉大学、武汉工学院等11所高校准备派学生到武钢进行鼓动宣传，号召工人罢工。5月22日清晨，继续有十多所高校近2万名学生先后游行到武汉钢铁公司，与以前滞留的2000名学生会合，将武钢道路全部堵塞，集中到武钢门口，企图鼓动工人罢工。数百名学生冲进炼钢厂、炼铁厂等生产区游行，以“武汉高校自治联合会“名义，向武钢工人散发了大量呼吁罢工的传单。武钢领导、保卫人员和工人在场劝解交涉，未让他们进入厂区，学生只好返回市区游行[24][7]。 5月23日，又有10所高校的2000学生分别在通向武汉钢铁公司的主要路口拦截车辆搭乘，到达武汉钢铁公司大门前，演讲、散发传单、静坐，要求武汉钢铁公司通电全国：不承认李鹏政府，号召工人大罢工。傍晚，武汉大学等5所高校3000名学生到长江大桥和汉阳立交桥静坐，要求公安机关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士。游行、静坐活动使交通中断2小时以上[7]。24日，武昌至北京的264次列车由于部分学生强行登车不能正点发出[25]。5月22-26日，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先后发出“维护长江大桥安全畅通”、“关于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京的通告”，禁止在长江大桥集会、游行、静座[4]。 5月26日，上午，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师范大学等11所大专院校的一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演讲。武汉地区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20所高校40余名学生代表在武汉大学开会，决定将洪山礼堂一带建成“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根据地”。有人在洪山礼堂门口静坐。演讲中有人认为要“打持久战”。另外也有一些院校贴出了“拥护党中央”的标语。社会有人谣传万里回国要求召开人代会罢免李鹏，但被困在上海了，或“中央把赵紫阳等人定为反党集团”等等[7][26]。 5月27日，大部分学生仍没有复课，继续有大小字报鼓动罢课游行。武汉高校自治联合会收到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的电报，要求武汉高校组织参加次日的全球华人大游行活动[27]。 5月28日，武汉大学、华中师大等校逾两千名学生参加响应当天的全球华人大游行。29日，北高联的“民主自由宣传团”近20人到达武汉。武汉地区15所高校学生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在当晚开会，“民主自由宣传团”的7名成员也参加会议，并介绍北京情况。北高联派遣的“南下民主宣传团”继续在高校中活动[7]。 6月6月2日，武汉各高校60%的学生已复课，仍有少数学生串联演讲。武汉钢院40多名学生在青山公园门口演讲，鼓动武钢工人罢工，经公安调解劝说后陆续返校[28]。 在6月4日听到北京镇压的消息后，全市18所高校13000多名大学生参加了游行，并封锁了武汉、武昌和汉阳之间的主要道路。下午2时40分，300多名大学生在长江大桥铁路引桥下卧轨，后又有2000多名学生抬着两个花圈放在铁道上，造成京广铁路中断，直到下午七时通车[29][7]。 6月5日上午，17所高校逾5千名学生先后上街游行。11时许，群众学生约几千人汇集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静坐，并占领长江大桥铁路、公路线，使连贯武汉三镇的公路交通一度中断，列车、汽车停开。湖北大学、湖北粮食学院、华中理工大学500多名学生在京广线卧轨。华中理工大学、湖北大学等5所高校逾3千名学生阻断长江大桥铁路运输，时间长达7小时。下午，武汉大学逾4千名学生游行到火车站，百余名学生冲击火车站，阻止列车通行。当晚，武汉大学、华中师大等校分别召开数千人的追悼大会。中南财经大学校内多处出现“打倒共产党”、“共党不除，国无宁日”、“向共党宣战”等标语[7][30]。 6月6日上午，武汉钢铁学院1000余人将武汉钢铁公司工人上班所经路口堵塞不许工人上班。武汉大学、华中师大、武汉水利电力学院2500余人冲击重型机床厂，鼓动工人罢工。湖北大学约一千名学生将武昌车辆厂大门围住不让工人进厂上班。下午一时许，华中理工大学等院校600余名学生，在京广线武昌区跨线桥铁轨上静坐，造成铁路中断。当天上午九时，武汉钢铁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10余所高校逾7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湖北造船厂200多名工人也参加了游行。一些学生在通往武钢的路上设置路障，阻止工人上下班。中午，一些学生拦截一辆卡车和一辆油罐车，站在车上讲演，造成交通堵塞。公安指警察上前劝阻后有10名警察遭殴打，警察将四名“为首分子”带离现场。中午12时45分，有人和学生说公安局抓人，湖北师院200多名学生冲击市公安局，两辆警车被砸。有学生在铁路上静坐，造成京广、武大（冶）线铁路运输一度中断。有些学生到工厂呼吁罢工。武汉高自联负责人频繁开会，筹划更大的行动，一些高校出现武汉高自联有关北京镇压的传单[7][31][32]。 6月7日，全市共有九所院校近两千名学生上街，在市区主要交通干线游行。当局指他们“见车就拦，扎胎放气”，用作路障。武汉钢铁学院等校200余名学生在武汉钢铁公司周围设置多处路障，阻挡工人上班，当地公共交通和武大（冶）铁路运输中断。上午九时，中国地质大学300余名学生在武昌东门十字路口拦截9辆公共汽车作为路障，官方指“一些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将长江铁路大桥堵塞，致使南来北往的列车中断，晚八时三十分才恢复通车。还有近千人堵塞了长江公路大桥的交通。公安局指四名守卫大桥的哨兵和16名警察被打伤[33]。10时许，中南财经大学等8所院校的400余名学生游行至大东门，举行追悼会，万余人围观。追悼会后，部分学生沿途将一些公共电汽车、卡车、面包车放置作路障。晚上，华中师大部分教师率学生1500余人在武汉工业学院、武汉工业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之间游行。武汉重型机床厂等企业亦受到冲击[4]。 6月8日，湖北大学、武汉钢院、华中师大、武汉大学千余名学生相继上街，造成京广铁路和武汉至大冶铁路线多次出现中断。他们还冲击武昌造船厂、武昌车辆厂，煽动工人罢工。[34]湖北大学200名学生打着“湖大敢死队”横幅到武昌车辆厂大门前静坐，阻拦工人上班。武汉钢铁学院百余名学生在任家路铁路道口挡车，在铁轨上静坐，武大（冶）铁路中断4小时。武汉高自联继续在武汉大学开会，讨论了筹建地下电台和转移印刷设备问题。美联社、法新社消息指过去两天所设置的路障大都已被清除[7]。 6月9日，在武汉地区的高校中，除武汉大学外，支持学运的学生自治组织已陆续宣布解散。武汉高自联继续在武汉大学开会，但仅来6所学校代表。会议宣布每天一次的例会暂停。最終「武汉高校联合会」等組織在武汉党政部门的介入下解散[35][5][7]。 其他城市4月4月22日，荆州湖北农学院出现了悼念胡耀邦的标语和挽联，并出现了一张悼耀邦的大字报。袁木与大学生对话后,学生开始更积极参加抗议,并有一部分学生要声援北京的学生[36]。 5月5月3日，湖北农学院出现标语呼吁走出校园游行，晚上在通往电影院的路上出现了40张小传单。5月4日,十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师生和二汽技术中心的工人、干部组织学生、 工人集会、游行,响应当天全国的五四游行[37][36]。 5月17日，黄冈地区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静坐绝食，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冲击黄冈地委、行署机关。黄冈地委、行署负责人对其表明态度“坚决反对动乱”[38]。5月17日，在黄石的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一学生在医院就医时被该医生殴打，该校学生酝酿游行，准备声援北京绝食学生[39]。中旬，十堰市开始有人在公共场所贴出了大小字报乃至美国之音的消息。高校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声援北京静坐绝食的学生[37]。 5月17日，荆州的湖北农学院、江汉石油学院和荆州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相继上街游行,当晚湖北农学院将近4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5月18日，荆州三校准备联合。上午，荆州各校游行队伍到地区行署后，经东门游到沙市,在市政府静坐了三个多小时。15名学生代表同市政府秘书长对话,学生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要肯定学生的行动是正确的,二是要通电声援北京学生,三是要解决学院交通等具体问题,但未能达成协议。5月至6月初,位于荆州的湖北农学院学生先后进行了5次游行，共1681人次参加。晚上，学生代表在湖北农学院校内电影院演讲,总结前两天的游行,并对后期的工作作了安排,决定先休息一天,20日再上街游行[40][36]。 5月18日，黄石湖北师范学院政治系学生谢文等组织“北京学生绝食请愿活动后援会”，发布“告全院同学书”，号召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上午八时，湖北师范学院千余名学生参加游行，傍晚，谢文等宣布“后援会”解散。晚上，历史系陈赤兵等酝酿成立湖北师院北京学生绝食请愿活动声援会。准备第二天联合黄石大学学生游行[39]。 5月18日，十堰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同济医大郧阳分院、十堰大学的师生、市直部分新闻单位的记者及二汽、市直部分单位职工举行万人大游行,造成十堰市内交通堵塞,公共汽车被迫改道行驶[37]。宜昌期间亦有学生响应游行示威[41][4]。咸豐县亦有教师进修学院师生上街游行[42]。 5月19日，黄石湖北师范学院声援会组织学生约六百人游行，并有青年教工、研究生参加。在游行过程中，学生为北京抗议募捐4600元(后寄北京中国红十字总会)并酝酿同黄石市政府对话。当局指北京宣布戒严后参加对话的学生中途单方面退出[39]。 北京宣布戒严后，5月20日，早晨湖北农学院学生准备上街,在学校领导和老师劝说下取消,晚上近200名学生冲出校园,但因事先准备不足,走到园艺场后又折回校园游了一圈便解散了，校方指这次游行“喊了一些错误口号”。至5月31日止,荆州学生游行三次,两次上街,停课四天。期间，湖北农学院出现“湖农民主党”、“中国民盟湖农分会”、“荆沙市高校学联”、“湖农青年教工声援团”、“湖农声援指挥部”、“荆沙地区高校学生联合会”等组织，校方均指组织为非法。部分组织名称只在部分传单、标语、旗帜上出现过,没有正式机构和成员。部分组织在5月下旬解散[36]。 湖北省公安厅报告指出，李鹏发表讲话后，在湖北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多数干部表示支持，认为中央决定果断及时，有利于恢复社会秩序，制止动乱；荆门、沙市、十堰也有人对政府态度转变和新闻封锁表示不满，质疑政策前后不一。此外，襄樊、沙市等地高校学生组织游行，抗议李鹏讲话和戒严令[20]。 5月21日晚，湖北师范学院学生二百余人收听外台信息后，由中文系学生王丹、吴少华等临时纠集到黄石市委、政府门前游行、静坐，凌晨一时许离开。5月26日，湖北师范学院发出通知，要求迅速恢复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此后该校进京和外出学生陆续的返校复课，各班学生到课率达95%以上[39]。 6月6月3日，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王丹、胡耀云等在外校学生串联下酝酿成立“自治会”[39]。6月4日，得知北京镇压信息之后，湖北省多数高校基本没有上课[7]。6月4日，湖北师范学院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并举办“国事沙龙”抢占学校广播台，播出美国之音、BBC等电台的报道[39]。 荆州各地学生大规模游行抗议，部分受美国之音和从武汉到荆沙串联的学生的影响。6月4日,十堰市内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学生高举花圈、呼喊口号进行游行示威。6月5日下午,十堰再次游行后，示威者围堵进出二汽总装厂的5个大门,致使总装厂停产72小时。事后十堰当局统计指“在短短1个多月时间里,全市共发生非法游行、集会、静坐等动乱事件16起”[37]。官方亦指6月4日至7日，襄樊、沙市、孝感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出现动乱”[4]。 6月5日，湖北师范学院自治会组织学生抬着花圈，呼喊反政府口号游行和募捐，并冲击大冶钢厂。校方要求自治会交出学校广播台被拒绝。6月6日，自治会组织学生外出搞宣传，导致黄石市公安局被围攻的事件。校方亦研究采取强制措施夺回广播台[39]。 6月7日,湖北农学院宋学东、叶幼文等学生积极组织空校，使七百多人离校,停课十天[36]。6月7日，湖北师范学院自治会继续领导学生外出，到铁山、下陆、黄石市内等地冲击大冶铁矿、省拖、下钢、纺机、华新、黄棉等厂矿企业，传播北京的信息。自治会于当晚向全市发出《讣告》，决定进行追悼会悼念死难学生。晚上，由张国栋主持追悼会，王良致悼词，张道俊、李璐发表演说。次日，湖北师范学院自治会宣布“空校”。学生传言学院将被“军管”，学生陆续离校。当天下午，学生自治会交出了校广播台[39]。 后续官方数据指，湖北省在事后破獲二起“反革命集團案”，“摧毀流竄犯罪團伙”11個，共“取締各種非法組織”31個；27名“非法組織成員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拘捕216名“非法組織成員和打砸搶燒各類刑事犯罪分子”[43]。 6月11日,黄冈地区行署发布《关于确保全区城乡安全和稳定的通告》,分别张贴城乡显要处，制止当地的声援[38]。6月19日，湖北师范学院发出解散湖北师院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通知，并在此后开始展开对“动乱的清理”[39]。7月，湖北省直属机关业余大学讲师、教师党支部书记熊心关被指“丧失党员立场,支持动乱”，被所在单位开除党籍[4]。运动平息后，各地学校成立清查专班，对“重点人、重点事件”进行清查。如湖北农学院全院共处理教职工4人,其中给予行政警告、记大过、降级处分的各1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的1人;共处理学生4人,其中开除的2人,严重警告和记过的各1人。有两名学生“因触犯刑律”而分别被判处3年和5年徒刑。 武汉市重型铸锻厂工人姜汉生在八九民运中上街游行，冲在前列，“六四”以后仍和大学生商量对策，并且保证“发动工人保护学生”，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收容审查，在狱中多次遭到酷刑，关押3个月后判处劳教3年。出狱后，姜仍多次在武汉闹市区拉横幅“平反六四”，并前往北京吊唁赵紫阳等，多次被关精神病院，被强迫吃药造成严重疾病[44]。 武汉自来水公司水厂工人张毅在运动期间积极参与游行。在6月4日下午，张毅在武昌桥头下铁路旁呼吁市民学生参与堵路运动以示抗议，当晚被当局收容审查。当局指控张毅在堵路现场发表“现在不光是武汉的铁路堵了，其它地方的铁路也堵了，只要堵三天，国家领导人某某就要下台”的言论“煽动群众”，此后张被武汉市硚口区法院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刑2年，其在狱中遭受酷刑而致听力伤残[15]。 湖北省工会干部学校教师范士貴多次參與遊行示威，並在5月中下旬在中南财经大学食堂墙壁上，以 “狼的嚎叫” 为题，每天书写对抗議进展的评论，总共写了10多篇小字报。1989年11月，范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判决书指其“在小字报中宣传煽动: “各校学生自治会速印制各种宣传品广泛散发，派遣有口才、有水平的同学赴生产第一线，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独裁、求民主的抵抗运动，全体人民一致行动，把邓（小平）、李（鵬）某赶下独裁宝座。”审判长赵端後來任武昌区人大副主任，而范士贵則被送入湖北第一劳改支队加工塑料[45]。 事后8月，公安局指抓获一名宜昌县文工团演员杨孝华，为台湾特务，指杨在“政治动乱期间……在宜昌市混入游行队伍中,煽动学生冲击我党政领导机关。还预谋散发反动宣传品,企图扩大动乱”。公安局还称杨孝华80年代先后两次偷渡出境,被台湾当局发展接受特务训练,潜回大陆搜集并密报情报，在其住所查获了密写工具、情报底稿等活动证据[41][4]。 外部链接另見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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