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

胡耀邦在八六學潮發生後，其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遭到掌握實權的中共元老之首鄧小平罷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市民和學生紛紛紀念胡耀邦，並逐步演變為要求政治改革，乃至針對中國共產黨的抗議活動，史稱“八九民運”或“六四事件”，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省市也發生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不過當時媒體主要聚焦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北京以外的中國各地的抗议往往会与北京的游行示威相呼應，并且有很多各地学生、民众前往北京串联参观，或北京学生组织派遣“代表团”到各地串联宣传。不同地方的抗议示威规模和社会整体参与程度不一，在部分地方，示威者的诉求具有当地特色。而不同地方当局在事件中以及六四清场之后，对参与示威的人员也有不同的处理手法。大多数地方的抗议在北京六四清場后的十多天内逐渐沉寂，各地公安机关亦开展对参与人员的抓捕、审判，加强高校学生和干部的思想工作。

5月18日，由于北京学生绝食的影响，当天北京以外上街游行的学生达50多万，波及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300多个高校，北京以外14个城市出现高校学生绝食请愿，总人数约2500人（不完全统计）。5月19日，至少有116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国国家教委事后称据不完全统计，“在动乱和暴乱期间，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84个城市中的600余所高校，有280余万人次上街游行”^[1]。

根6月30日的“關於堅決打擊反革命。兩亂分子、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報告”（公安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在事件後全國性的大搜捕運動中，全國共取締“各種非法組織”515個”；718名“非法組織頭頭”到各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拘捕“各類非法組織成員及打砸搶燒分子”4386名，破獲31起“反革命集團案”、8起“台灣國民黨特務案”^[2]。中國各地的抗議內容很多来自的政府文件的泄露、中国異議人士的披露或当时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报道。^[3]

天津临近北京，很早就出現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各類政治表達，並且天津、北京、河北的政治、社會運動，往往彼此聯動。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学生积极参与了天津的游行，并有很多学生到北京天安门进行串联。5月的几次游行，天津参与人数有上万至数万人。

由於京津冀地區相互靠近，很多河北的學生或示威者前往北京或天津串聯。河北省保定、石家庄以及各地高校和市民参与了游行。由於許多參與鎮壓六四民運的軍隊原駐地在河北，許多河北發生的政治、社會運動與軍隊相關。例如，六四清場後，負責北京戒嚴的部隊陸軍27軍在石家莊的總部被示威者圍堵。

山西省臨汾、榆次、太谷等地都有發生遊行示威，最大規模的示威發生在省會太原。山西省政府多次受到示威者冲击。

齐齐哈尔等地有人响应示威。省会哈尔滨的抗议最为活跃，并得到部分工人、市民和新闻工作者支持。随着北京清场消息传出，抗议进一步激化。

学生主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从长春开始蔓延开来，部分工人、市民和体制内人士也加入支持，特别是长春一汽职工参与，游行人数一度超十万。北京六四清场消息后，吉林的抗议升级并最终被镇压，官方取缔多个组织并拘捕近百人。

沈阳、大连、鞍山等城市的高校发起声援北京学生的示威，有部分人提出建立新政党、推翻政府等激进主张。抗议高峰期有数十万师生市民走上街头，甚至堵塞交通、号召罢工。六四清场后，辽宁仍有游行和悼念活动，随后当局展开清查，打击“非法组织”，大量参与者被拘捕、判刑或劳教。民运人士指控政治犯在狱中遭受虐待。

4月24日，新疆大学出現有人传抄流傳的所谓“胡耀邦遗嘱”，稱“我的死不能导致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灭亡。不要害怕，不斗是不行了。革命的老同志还没死完，中国的历史是篡改不了的”。公安部指這些流傳的“遺囑”“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4]。

5月11日至5月1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示威游行，当时有100多名铀矿开采者举行静坐，部分是为了支持北京的学生，但主要是因为人们担心急性辐射综合症以及政府的漠視。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与示威者进行了對話，并缓解了示威者的担忧，成功平息事態^[5]。

5月17日，新疆师范大学有教师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我们都有一腔热血”的横幅上街游行^[6]。5月18日上午，乌鲁木齐市有6所高等院校2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7]。

5月19日凌晨一时，新疆大学300多名学生在新疆自治区政府门前静坐，另有六十多名学生在新疆自治区人民大会堂前静坐，声援北京学生。当天，乌鲁木齐发生针对《性风俗》一书的穆斯林游行和骚乱，游行队伍除声讨该书外还喊出了“打倒独裁”等声援学生的口号。^[8]期间还有示威支持者成立「抗暴罷課組織委員會」、「救國聯社」、「新聞發布中心」、「紅色旅」等组织^[9]。

当六四清場的消息传到乌鲁木齐后，6月5日约有100名乌鲁木齐学生在自治区政府大楼外静坐。此前一直比较平静的新疆高校出现大字报，抗议军警镇压北京学生^[10][1]。

咸陽、渭南、延安、漢中、商洛、榆林、安康等地都發生了遊行示威，省會西安的遊行示威規模最大。4月的示威曾发生严重的骚乱，导致陕西省政府被冲击。

5月3日，西寧發生學生示威活動^[11]。5月4日，继续有学生上街游行，响应当天的全国五四大游行^[12]。5月5日，當北京学生领袖呼籲全国各地的学生重返课堂后，西宁的学生卻繼續罷課，青海民族学院六百名学生于11时再次走出校门，打着“民族自由万岁”，“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要民主、要自由”，“响应全国学生运动”等横幅，游行到青海省政府门口，以抗议当地报纸的不公正报道，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同省领导对话，并说明取消五四纪念活动的原因，“如解释不清，就于六日罢课”。15时30分学生逐渐散去^[13][14]。6日，青海民族学院学生会宣布全体罢课，要求青海省主要领导出来与学生对话^[1][15]。

5月11日上午，青海民族学院和青海教师进修学院少数民族班的藏族学生、教师和保卫干部，共260人乘列车去兰州，声援甘肃气象学院汉藏学生斗殴纠纷的藏族学生。青海民族学院派干部去甘肃劝说^[16]。

西宁的穆斯林群众计划12日上街游行，抗议上海《性风俗》事件，公安局指传说有人“已集资三十五万元”，“准备雇凶手杀害《性风俗》一书的作者”^[17]。5月12日是西宁伊斯兰教的“主麻日”。上午一些穆斯林在清真寺聚会时有人散发传单，要求严惩上海《性风俗》作者，鼓动教徒上街游行。下午有4000余名教徒上街游行（其中有300余名青海民族学院的学生），打着“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拥护党的民族政策”，“维护伊斯兰在世界上的荣誉”等横幅，呼喊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宪法”，“真主万岁”等口号。下午三时，游行队伍到青海省政府门口静坐，要求与省政府领导对话，并有十几名代表进入省政府，提出三条要求：“《性风俗》一书必须全部收缴；查封上海文化出版社；处死《性风俗》的作者和编辑”。此后游行队伍散去^[18]。

5月15日下午三时许，青海民族学院部分学生及湟中、大通、化隆三县穆斯林群众两万多人为抗议《性风俗》一书上街游行。这次活动由“西宁市穆斯林捍卫圣教尊严联合会”组织。他们呼喊“拥护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伊斯兰教不可辱”等口号，到省政府请愿。省政府接待了他们选出的十七名代表，整个游行秩序良好^[19]。

5月17日，青海师大、青海教育学院、青海医学院等校1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青海省政府门前静坐。静坐学生串联成立了“青海省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1]。5月18日，继续有学生强行乘车到北京。西宁7所大专院校近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到青海省政府门前聚集请愿。上午十时，50多个单位的职工近万人上街游行。下午二时，青海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政府办公大楼挂出了声援学生的巨幅标语。下午五时，游行请愿的学生多次冲击青海省委、省政府，公安局指“少数执勤武警和个别学生被踩伤”^[20]。期间，学生和民运支持者还成立了「青海大中專院校學生運動臨時聯絡組」、「青海民運赴京聲援團」^[9]。

5月26日，从北京返回的15名学生在青海省政府大楼前进行绝食抗議，以期争取更多的示威支持^[21]。

北京六四清场后，6月28日，西宁市公安局宣布抓获一名27岁的青海省档案局干部，指控其在5月中旬先后三次在省政府门前发表演讲，宣称要“修改宪法，改选中央政府，武装力量彻底独立，废除一党专制”，当局指其“肆意攻击、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并将自己书写的反动传单复印后在西宁市西大街、大十字等公共场所张贴、散发”；还在5月20日北京戒严后秘密组织了“中国人民民主反对党同盟”，印制入党表格，发展成员，公然提出要“打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领导，争取取代共产党领导中国”^[22][23]。

四二六社論發表後，為表達不滿。銀川的學生開始抗議。^[24]5月18日，银川市3000多所大专院校、中学以及52个单位的职工上街游行。中午三万多人聚集在南门广场，发表声援演讲，静坐一小时，游行到下午五时三十分结束。同日，银川、同心4500余名穆斯林游行请愿声讨《性风俗》一书，宁夏自治区政府领导会见了示威者^[20]。

北京宣布戒严后，5月23日银川有一些学生卧轨拦车^[25]。5月24日下午，宁夏教育学院60多名学生在宁夏自治区政府门前静坐，由于部分学生强行登车，银川至北京的170次列车不能正点发出^[26]。

运动期间市民、学生等支持学运人士也相继成立「寧夏大學學生自治會」、「寧夏工學院學生自治會」、「寧夏農學院學生自治會」、「寧夏高聯教育學院分會」和「銀川市民工人聯合會」^[9]。5月26日，一百多名学生继续在宁夏区政府门前静坐，经区政府秘书长交涉，于27日凌晨四时全部离去^[27]。5月28日，有3000名学生上街遊行，响应全球华人大游行。^[28]

当听到有关6月4日北京清場的消息时，又有3000人带着花圈和横幅再次游行。^[29]6月6日上午八时，又有十余所大中专院校学生、教师近5000人上街游行，^[30]在南门广场悼念北京死者，有10余万市民围观。在场学生并宣布实行“空校行动”，无限期罢课。9日，继续有5百多名学生在南门广场举行追悼活动。在高自联的组织下，学生在市区各主要街道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有1千多名大中专学生分赴全宁夏自治区20个县市，他们还组建了宣传队，准备向各县学生和群众介绍北京情况^[1]。

上海的游行最高峰有30万人以上。因为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在胡耀邦死后的报道，被时任上海书记江泽民进行整肃，并导致要求“新闻自由”的呼声。六四事件之后，上海火车站爆发抗议与骚乱，并有火车车厢被焚毁，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在六四之后首个处决参与者的城市。江泽民在事后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接替赵紫阳。

福建的大规模抗议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省会福州以及厦门。其余各地如泉州、漳州、南平也有不同程度的响应。时任宁德地区党委书记习近平也因为应对当地的学生示威而在事后被提拔。

湖南以省会长沙的示威人数规模最大，湘潭、郴州、邵阳、益阳等县市均有示威者不同程度响应。4月22日长沙爆发的骚乱，造成示威者冲入湖南省政府机关。北京六四清场之后，湖南是全国各省因八九民运被捕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广东的大规模抗议集中在廣州和深圳，并波及珠海、中山、汕头等县市，示威參與者還包括香港、澳門學生。其中最大規模的抗議是5月23日的省港澳大游行，有五十万人参与。六四事件之后，广东成为民运参与者通过黄雀行动到达港澳的主要通道，广东军政当局亦因此加强边防。

广西的大规模抗议发生在省会南宁、桂林、柳州等大城市。梧州、玉林、河池、宜山、百色、北海、钦州等地也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八九民运爆发之前，3月拉萨曾发生要求西藏独立的抗议和骚乱。因此拉萨在六四事件中为戒严状态^[31]。5月17日，有人在西藏大学贴出几份大字报，声援北京学生，讽刺中国领导人^[6]。5月18日上午，西藏大学有400名学生上街游行^[7]。

5月19日上午8时，西藏大学约四百余名学生打着“西藏大学声援团”、“坚决声援北京各大高校的绝食请愿运动”等横幅上街游行。武警一千余人分三路分别在西藏自治区教体委、拉萨市委、河坝林十字路用人墙组成了劝阻线，将游行学生阻在区教体委门前。学生向围观群众散发了传单。十一时二十分，游行学生退到河坝林十字路口时，该校部分教师打着“西藏大学部分青年教师声援团”的横幅参加到学生游行队伍中。在游行的学生中还发现有一幅“拉萨晚报部分新闻工作者声援”的横幅。自治区体校约二十余名学生和拉萨一中部分教师和少数学生也打着“声援北京学生绝食请愿”的横幅，参加到西藏大学游行学生队伍中^[32]。

下午十三时十五分，游行队伍强行冲击劝阻线，公安指“有的围观者起哄，和学生一道推搡执勤武警，个别人还向干警投掷石块，反而叫嚷“武警打人””。现场秩序混乱。混乱中，约二百多人冲破劝阻线，沿金珠路、青年路游行至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门前，高呼“打击官僚”“清除腐败”“反对以权谋私”“拥护共产党” “维护祖国统一”“多吉才让出来”等口号。经广播宣传国务院戒严令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并经自治区党政领导出面交涉谈判，参加游行的学生和教职工于十六时十五分返回校园^[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