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中的辽宁省1989年春夏之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爆发全国性抗议运动,史称“六四事件”或“八九民运”,中国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辽宁省各地也有抗议、游行、罢课、集会及其他政治表达行为。这些活动多由学生、工人主导,也包含市民等群体发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与全国范围内的抗议相呼应。其中最大规模的示威发生在省会沈阳。大连、鞍山、抚顺等各地亦有不同规模的响应。 沈阳4月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引起了沈阳学生的极大愤慨,很快沈阳也發生了大規模示威遊行。[1]在电视转播北京袁木與學生对话後,沈阳再次爆發示威。[2]4月29日晚,东北工学院约三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横幅、口号是:“民主万岁;理解万岁;开放党禁报禁;恢复《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职务;反对官僚,严惩官倒,清除腐败,言论自由;科学救国、民主强国;健全法制,废除专制;正确估价学生民主运动”等等。22时学生返校。公安机关按预案工作,游行秩序良好[3][4][5]。 5月5月3日,沈阳高校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3]。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引起学生声援支持。5月14日晚八时二十分,辽宁大学二千余名学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绝食。沿途秩序良好。晚十时二十分,市政府用二十辆大客车将学生送回学校[6]。5月15日晚八时至16日晨六时许,辽宁大学、体育学院、师范学院、航空学院,沈阳航空学院、沈阳师范学院约五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并陆续到省政府门前静坐,要求对话。沈阳市公安局出动两千多名警力维持秩序、疏导交通[7]。 5月16日下午,辽宁大学、辽宁建筑工程学院,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等20所高校25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有的学生聚集在辽宁省政府和沈阳市政府门前请愿。游行活动持续到17日凌晨4时多[8][3]。5月17日早上,有九所高校超过2万名学生高举声援北京学生的横幅、标语,參與當天的游行,并拟派学生代表进京声援。更多的群眾开始圍觀学生,仅在中山广场,就有近万名围观者目睹了學生遊行。在當天晚些時候,据报道圍觀政府大楼前学生抗議的围观人数约为10万人[9][10]。期间,瀋陽有人成立「瀋陽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鞍鋼工人自治會」等组织[11]。 北京宣布戒严后,5月20日上午沈阳农大有六十多名学生打着旗帜,喊着口号,拦截两辆汽车到市内游行[12]。21日,继续有人打“反对独裁”,“反对警察”,“李鹏下台,小平滚蛋”等标语游行。还有人散发了各种的传单,谣传一些省市已宣布不承认李鹏政府,邓小平离京、北京有学生死亡等[13]。 5月22日凌晨,沈阳东北工学院三四百名学生在皇姑屯车站拦截往北京方向去的28次列车[14]。5月25日,沈阳、大连共有15所高校学生和遼寧省文联的职工约5000人上街游行[15]。26日,继续有高校学生到工厂演讲鼓动工人游行、罢工。东北工学院学生自治会组织大型演讲团,准备到工厂、农村、街道宣传[16]。 6月北京六四清场后,公安局指6月4日沈阳学生有很多人上街游行[17]。6月5日,沈阳4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围观群众达几万人。晚10时至6月6日8时30分,市内通往各工业区的主要交通要道被6000余名学生和市民堵塞,目的是阻拦工人上班[18]。5日晚10时至6日8时,沈阳市内通往各工业区的主要交通要道被六千余名学生和市民堵塞,目的是阻拦工人上班[19]。 6月6日清晨,约17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一半以上工人不能按时上班。上午,沈阳航空学院一些学生分別到139厂、112厂、119厂(均为飞机制造厂)拦堵工厂大门阻止工人上班。中午12时许,3万多名学生、市民在沈阳市政府门前广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北京伤亡的学生,围观群众达五万余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等企业4千多名职工参加集会游行。会上号召学生无限期罢课,市民罢市,工人罢工[19][3]。 6月7日凌晨,沈阳11所高校2000多名学生在通往工业区的主要道路上组成人墙,致使交通堵塞,职工上班晚点。11时许,交通恢复正常。另有4所高校的学生和三家工厂的工人近2000人,拦截了60多辆汽车,坐在车上游行。全省约有29所院校搞“空校运动”,14000多名学生离校回家[20]。6月8日,沈阳市公安局称抓获了32名在学生游行队伍中指挥拦截车辆的市民。次日沈阳“出现一周来最平静的局面”,没有人游行。沈阳高自联成员凌晨在东北工学院开会,与会者较为恐慌,决定学生不再上街、截车[3]。 其他县市5月3日,大连高校出现了呼吁学生五四上街游行的大字报和传单,大连理工大学有人号召学生在4日中午斯大林广场集合上街游行[3][21]。5月4日中午,大连理工大学、大连轻工学院等4所院校近4000千名学生游行到斯大林广场,向大连市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并进行了演讲,下午四时许,经过交涉后学生们陆续返校[22]。还有辽宁青年张贴大字报,指“在专制统治下中国没有未来”,“过去我们推翻了旧的皇帝,而今中南海住进了新的皇帝,他们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吸吮着人民的血汗,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23]。 5月16日,鞍山钢铁学院一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17日,大连、锦州、本溪、鞍山的近十所大专院校共9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10][8]。5月18日,辽宁全省13个市(包括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63所高校95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24][25]。期间,大連市有人成立「大連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中華民政黨」等支持示威的组织[11]。 其中「中華民政黨」由民间民运人士郑全利、焦致金等人组建,当局指其“长期以来游手好闲,以非法行医、算卦、看相骗取钱财……仇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利用八九民运的爆发加紧机会活动。郑全利、焦致金期间亦组建“中华民族军”、“中华民族军前线作战总司令部”。郑全利以“顺天”为代号,自任党的主席。两人亦起草《告全国同胞书》、《声明》、《战时十二项条例、政策》、《关于发展党员、征兵条件》、《战前行动计划安排》等文件宣言,并从4月开始向大连、甘肃、江苏、广东、河北等省市政府和上海解放日报社、新民晚报社、大连日报社等部门投寄。同时,郑全利、焦致金两人亦向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大连铁道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发出了“中华民政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呼吁“各高等院校立即集合学生上街游行”推翻政府。两人的计划或言论还包括“建立一个中华民族共和国”、“炸10月1日北京阅兵邓、赵、李等”、“对共产党官员不论职务高低可就地处决”等[26][27][28]。 北京宣布戒严后,5月22日锦州有高校学生在锦州东站拦截开往北京的40、80次列车,试图阻挠部队开往北京[14]。 天安门六四清场后,公安局指6月4日大连学生有很多人上街游行[17]。6月5日,鞍山、大连、抚顺、阜新、锦州等城市均有学生上街游行[18]。6月7日,辽宁全省约有29所院校搞“空校运动”,14000多名学生离校回家[20]。 后续6月14日凌晨,被通缉的北高联领袖熊炜在沈阳至北京的254次客车上向乘警投案自首,并被移交北京市公安局[29]。 官方数据指,六四事件后辽宁破獲一起“反革命集團案”,共取締了“各種非法組織”34個;18名“非法組織成員”到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六名“非法組織成員”被收審,三名"高自聯"骨幹在省被抓獲;六名省外“非法組織成員”在遼寧境內抓獲;拘捕“各類打砸搶動亂分子”338人(其中逮捕12人,擬逮捕25人,勞動教養113人,收審198人。還對近千名有“輕微打砸搶行為”的人,給予了治安行政處罰[30]。 六四事件的政治犯,大都被关押在凌源县第二劳改营。大连工人肖斌,因亲眼看到北京事件,并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讲述表现出来,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并被判刑10年。其他被判刑的行为还包括,因不满当局镇压学运而寄信表明自己观点、在戒严前张贴支持学生运动的传单、把收听到的《美国之音》录下来给学生听(犯人为教师)等。丹东市流浪汉赵军路在阜新鼓动学生游行示威,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十年。沈阳青年魏寿忠阻拦沈阳军车前往北京镇压学生运动,被以刑事罪名判刑13年[31]。 对于组建中华民政党的郑全利、焦致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其“在动乱期间,积极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进行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7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郑全利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焦致金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6][28][32]。据狱中民运人士所述,焦在狱中亦被管理人员刻意虐待殴打[31][33]。此外,六四的政治犯在狱中也需要接受高强度的思想教育,被押民运人士也指在监狱中,部分严重刑事罪犯(如强奸、杀人、流氓犯罪等)听命于管理当局,被授予特权,负责监视、羞辱、殴打、逼供乃至鸡奸政治犯,起到打手、监工、密探等作用[31]。 另見外部链接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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