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上海教区 「上海教区」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上海教区 (消歧义)」。
天主教上海教区是天主教会在中国上海市設置的教區，是中國天主教的一個教区[7]。 教区沿革1576年1月23日，教宗宣布正式成立澳门教区，管辖范围包括中国、安南、日本及附近诸岛屿[8]:30，今上海地区传教工作属澳门教区管辖。1659年9月9日，教宗下诏建立中国北部代牧区，代牧主教驻南京[9]，今上海地区传教工作归属中国北部代牧区。1690年4月10日，教宗亚历山大八世与葡萄牙政府议定设置在葡萄牙保教权下的南京教区[9][10]:187，由罗文藻出任正权主教[7]，今上海地区由南京教区管辖。 1839年9月，教宗额我略十六世颁谕将山东省从北京教区划出，由山东代牧兼管南京教区教务[9]。1856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决定撤销在葡萄牙保教权下的南京教区，成立江南宗座代牧区，并委托给法国耶稣会进行管理[9][10]:188。1855年，江南宗座代牧区划分为南京、上海、徐家汇、松江、浦东、苏州、崇明、海门等总铎区[9]。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与会的中国代牧主教们提出动议，将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为日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教省做预备[8]:158。 1879年，教宗良十三世正式将中国划分为五大传教区，今上海地区所属的江南宗座代牧区归于第三传教区[8]:158[9]。1920年，教廷将江南宗座代牧区分成江苏和安徽两个宗座代牧区，今上海地区属于江苏宗座代牧区管辖[7][9]。1926年8月11日[11]，经罗马教廷批准[9]，从江苏宗座代牧区中分出成立海门宗座代牧区[7][9]，崇明总铎区归属海门宗座代牧区[7][9][11]。江苏宗座代牧区改称南京宗座代牧区[7]，今上海地区除崇明岛外，皆属南京宗座代牧区。 1933年，从南京宗座代牧区中分出上海宗座代牧区。1946年，罗马教廷宣布建立中国圣统制，上海宗座代牧区改称上海教区[7]，属南京总教区所管辖的江苏教省[12]:641。宗座代牧惠济良改任上海教区第一任正权主教[7]。1945年，罗马教廷宣布成立海门教区[9]，崇明总铎区仍属海门教区[7][9][11]。 1949年，苏州及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吴江等市县从上海教区划出新建苏州教区[9]；扬州总铎区从上海教区分出，升格为扬州宗座监牧区；从上海教区分出海州宗座监牧区[7][9]。1959年，崇明总铎区划归上海教区管辖[11]。至此，上海教区管辖范围和今上海市行政范围保持一致[13]:366。 传教历史明末开教 1603年，徐光启至南京耶稣会住院，拜会了罗如望（Joao de Rocha），并请罗为他施洗，圣名“保禄”[12]:609-610，成为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位有史可据的上海天主教徒[12]:609[14]。徐光启做了京官之后，将其父亲和夫人吴氏亦接到北京，并劝他们也信了教[12]:611。 1607年，徐父在北京去世，徐光启按照天主教礼仪为其父举行丧礼后，扶柩南归，回籍守制[12]:612，行前他请利玛窦派一传教士至上海传教。于是利玛窦从当时入华的十几位传教士中选派了南京住院的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神父去上海传教[12]:612。同年，北京有一张姓天主教徒随徐光启来上海[15]，在浦东建楼定居，俗称张家楼，张为徐光启经管其浦东田产[16]，向浦东的佃户们收田租[15][17]。1608年将近年终时，郭居静从南京动身，到上海后，郭神父在上海县城小南门水门内的乔家浜南岸（今乔家路）九间楼的徐光启家中住了三天，随即迁往小南门外的双园（今桑园街）居住。接着，徐在住宅西旁设立了一间进行宗教活动的小堂[12]:612。 郭居静神父在徐光启的亲友和农庄佃户中发展教徒[18]，张姓天主教徒则在浦东与郭神父向徐光启的佃户们传教[15][17]。经过郭的努力和徐光启的良好榜样，不到两年时间，已使200人归信，郭居静施洗的这些教徒，成为上海天主教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教徒。1609年12月24日夜，是上海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一个平安夜，徐光启和这些教徒在小堂内，参与了由郭神父主持的弥撒[12]:612。后来张姓天主教徒家族渐兴[15]，张家楼周围渐成聚落[15][16]，张家楼成为浦东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聚居村[15]。 1621年[12]:614[19]，嘉定县高桥人（今属浦东新区高桥镇）[20]孙元化在北京受洗入教[12]:614[20]，圣名“依纳爵”[12]:614[20][19]。同年，孙告假还家，赴杭州杨廷筠家邀请传教士去嘉定开教，这时刚从澳门来的谢务禄（Alvarus de Semedo）变名为曾德昭，偕郭居静随孙元化至嘉定传教[12]:614。孙为其建立了住院[12]:614[21]和一小堂[12]:614。不久罗如望来到嘉定[12]:614，孙又捐资在嘉定城中拱四图[22][23]今嘉定区教育安全管理中心处建造了一座教堂[12]:614，这座建于明天启年间的教堂是上海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一座教堂[23][24]:187-188。此后的三四年中，嘉定受洗的教徒有数百人，曾德昭神父称赞他们“较之欧洲所培养的最虔诚的教徒，并无逊色”[12]:614。 天启年间，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神父进入松江传教[12]:615，为179名要求入教的信徒施洗[25]，从此松江也有了天主教徒。1628年，毕方济离开松江[12]:615。 1628年1月[12]:614[26]，内地耶稣会的澳门领导人巴尔迈禄（André Palmeiro）和内地的耶稣会士阳玛诺、高一志、龙华民、金尼阁、毕方济、郭居静、李玛诺、曾德昭、费奇观、艾儒略[26]和傅汎际等在嘉定集会[22]，讨论“Deus”（即拉丁文“天主”）的汉语译名统一问题[12]:614[26]以及天主教中国礼仪问题[12]:614[22]，史称“嘉定会议”[22][26]。会议经过1个月的讨论，未取得共识，但参加者表示彼此尊重，并保留各自见解[26]，“聖教三柱石”徐光启[14][19][26]、杨廷筠[26]、李之藻[19][26]和孙元化列席了嘉定会议[20][19][26]。  1637年[12]:615，耶稣会士意大利人潘国光[27]（Francesco Brancati）被派遣到江南传教[12]:615，潘的传教活动得到徐光启的子孙大力帮助[12]:616。1638年[27][28]，崇明新河镇中医徐启元在上海见到潘国光[28]，接受福音[11]，由潘国光付洗入教[27][11]。1639年[27][28][11]，徐启元邀请潘国光赴崇明传教[12]:617[27][11]，潘在徐启元家中住了几天[12]:617，为徐启元全家及亲友40余人施洗入教，在新河镇徐家宅创立会口[11]，天主教自此传入崇明[12]:617[28][11]。  1640年[29][30]:218，潘国光得到徐光启第四个孙女玛尔弟纳之助[12]:616[29][31][32]购得上海县城内北部安仁里（今梧桐路）[30]:218[31][32]潘允瑞所建的世春堂旧址[30]:218，重加修葺[12]:616，改为天主堂[30]:218[29][31]，堂名曰“敬一”[12]:616[29]，奉“耶稣救世主”为主保[32]。建筑风格为中国宫殿式，高四丈六尺，阔四丈八尺，进深三丈六尺[29]，楠木支柱，雕梁画栋[31]，可容300人[32]。堂旁为住院[32]，潘国光成为第一个常驻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12]:615[27]。院中筑有观星台[30]:218[29][32]，台高两丈三尺[30]:218，以湖石叠成[30]:218[29]，刻有黄赤道经纬度[30]:218，有石阶盘旋而上[29]，为潘国光研究天文、历法之所[29][32]，观星台后于清乾隆年间废[30]:218。耶稣会尊重当时中国男女有别的风俗，敬一堂专供男教徒参加宗教活动之用，而原徐光启所建的小堂则专为女教徒参与宗教活动之用[12]:616。敬一堂是至今尚存的上海最古老的天主教堂[12]:616[32]，其建成后的近百年间为当时上海天主教的中心[27][32]。 崇祯年间（1628-1643年），建成金家巷无原罪始胎堂，为浦东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堂[33]。明末，奉城之西的高桥有一户陶姓人家信奉天主教，后陶姓人家一女嫁于南桥的一户鞠姓人家，由此鞠家也入了天主教。之后，天主教便在奉贤逐渐传开[34]。 清初发展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金山卫地区[35]。顺治十五年（1658年）[36][12]:618，徐光启第二个孙女许甘地大[12]:618[37]（Candida[25]）资助潘国光在松江邱家湾建造教堂及教士住院[36]，并献地百亩为教堂公产[29][38]，是为松江最早的天主教堂[29][25]。随着传教的顺利，教务的发达，教徒不断增多，潘国光在上海的天主教徒中建立了“耶稣苦难会”、“圣母会”、“天神会”、“圣依纳爵会”和“圣方济各·沙勿略会”五种善会[12]:618。  康熙二年（1663年），天主教传入青浦县[39][40]。康熙三年（1664年）9月15日[8]:78，安徽歙县人[8]:77回教徒[1]:15杨光先向礼部诬告汤若望，发动历狱[8]:78。清廷谕令各地传教士集中北京[27]，翌年包括潘国光在内的全国各地26名传教士全部解京[8]:78[12]:620，随后留下在清廷服务的传教士，其余包括潘国光在内的23名传教士遣发广州[1]:15[12]:620。许甘弟大送去生活费银300两[37]。1664年，上海有天主教徒42,000人[8]:76-77，松江有2,000人，嘉定有400人[8]:77[12]:620。康熙八年（1669年）[8]:81，汤若望案平反昭雪[8]:102[12]:620。潘国光于启程回上海前发病，康熙十年（1671年）4月25日卒于广州，毕嘉、柏应理将其棺材带回上海[12]:620，葬于南门外的圣墓堂墓地[12]:620[27]（今黄浦区徽宁路第三小学）。 康熙十年（1671年），法籍传教士刘迪我（Jaques Le Favre）去崇明岛，在崇明县城内购屋一所，改为住院，又在新河镇西苏家宅首建诸圣堂并公开传教[11]。康熙十六年至十九年(1677至1680年)[11][41]，比利时籍神父柏应理得到许甘地大的资助[41]，将港沿镇西周围原有袁家会、沈家会、徐家会、许家会的4个“公所会”（会口）合并，建立大公所，作为崇明的中心堂口[11][41]。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起[22]，由第一位中国主教罗文藻所祝圣最早的三名中国神父[註 1]之一的江苏常熟人吴渔山在上海县和嘉定县一带传教[12]:622-623[42]，长达30年[42]。1696年，吴神父仿照潘国光的方法，在嘉定的天主教徒中建立了名为“圣方济各会”的善会[12]:623。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崇明县有天主教徒5,000人[11]。康熙五十年（1711年），法籍神父彭加德常驻崇明，彭神父成为第一个常驻崇明的外国传教士[11]。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祝桥周家宅建玛尔谷堂，自此，天主教传入南汇县[43][44]。 清中期禁教“中国礼仪之争”发生后，清圣祖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决心禁止传习天主教[12]:624-625。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实施圣祖制订的政策，颁发了禁止传习天主教的谕令[12]:625。江南各地的传教士为官府所获，遣送至广州[12]:625-626。雍正八年（1730年）[29][31]，敬一堂被官府没收[29]，并改建为关帝庙[12]:626[29][32]。雍正十二年（1734年）[39][40]，法国耶稣会神父至青浦徐泾蔡家湾传教[40]，并在蔡家湾建造了一所小堂，定名“慈母堂”[40]，此为青浦县第一所天主堂[39]。乾隆元年（1736年），在华亭县亭林乡十三保（今金山区亭林镇红阳村）建天主堂[45][46]，此为浦南地区最早的天主堂[46]。乾隆九年（1744年），在浦东地区张家楼建寻获十字架堂（今张家楼耶稣圣心堂前身）[15][33]。乾隆十三年（1748年），敬一堂旁的住院则被改建为申江书院[12]:626[30][29][32]。其余各处的天主堂和小堂也被改建或拆毁[12]:626。在禁教的雍、乾、嘉、道四朝一百多年间，保持信仰的天主教徒仍然秘密地过宗教生活[12]:627-628，并经受教外人和官府方面的种种迫害和敲诈勒索[47]:25，从澳门潜入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也在秘密地进行宗教活动[12]:628。 1756年，奥籍传教士南怀仁（Godefroid Xavier de Laimbeckboven）主教从澳门潜入内地，于1760年来到江南，在上海、苏州一带传教，他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藏身在狭小的渔船上，终年奔走，为坚持信仰的教徒施行圣事。同时期和南怀仁主教一起在江南地区牧养教徒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有苏州人管玛尔（葡语名：Marc Ribero）神父、徽州人姚若翰神父、里斯本人安玛尔（Martin Corea）等人[12]:626-627。1787年5月22日，南怀仁主教在浦东汤家巷病逝[12]:628[47]:10，他的遗体由教徒运往苏州白马涧教友墓地安葬[47]:10。  道光十九年（1839年）10月，南京教区的九十八名天主教徒在王若望和张西满两位中国神父的带领下，于松江佘山脚下的张朴桥会口，在白绢上联名写下了上呈教宗额我略十六世的请愿书，要求派遣主教和传教士来华[25][47]:83-84。1840年，教廷传信部委任在江南传教的意大利圣家院传教士罗伯济（也叫罗类思，Louis de Bési）为南京教区署理主教[12]:628[47]:17，藏匿在浦东金家巷[12]:628，金家巷无原罪始胎堂成为主教府[33]。同年，由沈则宽神父和顾鸿义教友在程家桥北顾村共建北顾耶稣圣心堂，天主教传入今长宁区境内[48]。 1842年7月11日，三位法国耶稣会神父：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艾方濟（François Estève）和李秀芳（Benjamin Brueyre），受命完成重返中国的使命，到达上海附近的吴淞[49]。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罗伯济主教委托耶稣会传教士李秀芳（Benjamin Brueyr）神父在张朴桥创办修道院，同年五月命名为“圣母无玷圣心修道院”，招收了第一批年龄在13～18岁之间的修生，共22人，同年七月，修道院址迁横塘[25][50]。同年在浦东地区张家楼重建天主堂，堂名圣盎博罗爵堂（今张家楼耶稣圣心堂前身），并设修道院[33]。 清末弛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0月24日，法国特使剌萼尼与两广总督耆英签订中法黄埔条约[12]:632[8]:141。条约签订后，剌萼尼要求耆英上奏清宣宗弛禁天主教[12]:632，清宣宗准奏[8]:141。1846年2月20日[47]:80，清宣宗颁布上谕，明确允许中国人可以信仰天主教，并宣布归还康熙年间的天主教教产[8]:142。是年8月[47]:83，罗伯济、南格禄抓住这个时机，委派梅德尔（Lemaître）神父承担向上海道台交涉归还教产的任务[47]:84，经过梅德尔神父的调查，他将要求归还的教产情况编写成一本备忘录[47]:85，交给英国领事阿礼国（Ruterford Alcock）和丹麦领事代理人亚历山大·卡尔代（Alexandre Calder）[12]:632[47]:85，同年12月初[51]，卡尔代陪同阿礼国及通事前往上海道署向上海道台宫慕久提出归还教产的要求[47]:86[51]，除老天主堂由于已改作关帝庙无法归还外[8]:147[47]:86，对于其他两处教产是否归还，宫慕久赴省城苏州向江苏署理巡抚程矞采请示[47]:86[51]，两天后，宫慕久回到上海[47]:86，向阿礼国表示可以归还圣墓堂墓地[47]:86[51]，但老天主堂旁边一座原属于神父住院的房屋和一座花园无法归还[47]:86，不过可以另拨一块合适的土地作为补偿[47]:86[51]。最后达成协议，由上海道拨出上海县城垣之内的石皮弄（今太阳都市花园处[52]）、黄浦江边的董家渡和洋泾浜三块土地作为补偿[12]:633[8]:147[47]:87。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南格禄选定在徐家汇创办一所耶稣会会院[32][47]:114。同年3月，梅德尔神父在毗连当地教友自建的徐家汇小堂处买了一块地皮。在营造施工时，由一个坏教友领着一群外教友闯入工地，阻扰建造[47]:115[53]。正在工地督工的马义谷修士挺身而出，慑服了闹事者。随后，梅德尔从上海知县周沐润那里要到了一张保护工地的告示[47]:115：“徐家汇地方民地售与弗兰西罗主教建造堂宇，现在购料集匠兴工，如有乡民在该处阻挠滋扰，并窃料盘踞者，许该地保扭获解县究办。”[53]此后工程得以顺利地进行[47]:115。此为上海最早的一次教案，史称“徐家汇教案”[54]。 同年5月6日，宫慕久正式照会罗伯济主教，告知同意拨董家渡处18亩土地以供建天主堂之用，同时，对原先拨给城内石皮弄之地改拨城内安仁里老天主堂后花园的一公顷土地，归教会使用[51]。1847年5月17日，罗伯济在金家巷为出身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院的传教士赵方济（Marescà）举行了祝圣为助理主教的典礼[12]:633，顶索利主教衔[47]:106。同年7月，徐家汇耶稣会会院落成[47]:115。同年11月，上海道台咸龄致函罗伯济，同意将北门外洋泾浜张家祠堂所属的28亩土地拨给教会使用。不久，上海县署理知县蓝蔚雯致函罗伯济，同意将圣墓堂墓地归还[51]。 同年11月21日，罗伯济主教在董家渡亲自给未来的主教座堂奠基，当晚罗伯济启程返欧[47]:107-108。1848年6月3日，传信部批准罗伯济辞职[47]:111，赵方济成为了南京教区的署理主教[12]:633。1848年9月11日徐类思神父在张家楼圣盎博罗削堂被祝圣为助理主教，顶塞斯皮斯主教衔[47]:169-170。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在真如夜号南四图王家厍购地1800平方米，建成主建筑5间、附属建筑13间的教堂[55]。同年，建立殷行天主堂，为今杨浦区境内最早的天主教堂[56]。 1855年初，赵方济主教的健康恶化，上海法国军舰上的军医前来会诊后，建议他返回欧洲调养身体[47]:331。1855年4月8日，赵主教从上海启程返欧[12]:633。同年11月2日，赵方济主教在那不勒斯去世[12]:632-633[47]:333，在那不勒斯的一座中国公学——圣家书院的圣堂内举行了赵主教的葬礼[47]:333。赵主教去世后，徐类思成为南京教区的署理主教[12]:634[47]:333。 江南代牧区咸丰六年（1856年）3月19日，徐类思主教接到罗马教廷传信部的来信，通知其传信部已于当年1月21日撤销南京教区，代之以建立一个委托于耶稣会的江南宗座代牧区[12]:634[47]:334，他本人将移驻湖广代牧区[47]:334。徐类思主教随即指定了两位代权主教，由他俩负责徐离开时教区的工作，耶稣会的郎怀仁神父作为耶稣会会士的代权，圣家会的龙保理神父作为非耶稣会会士的中外神父的代权[47]:334-335。同年4月7日，徐启程离开上海[47]:335。南京教区的撤销和江南宗座代牧区的建立意味着葡萄牙对中国内地保教权的结束[12]:634。 同年五月十六日（6月18日），在今天虹大厦处，由杨神父及金奚荣、金秀昌等教友集资，始建金家堂[48]。 咸丰七年（1857年），王家厍天主堂正式开放，名圣母圣心堂[55]。 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川沙城厢始建耶稣主心堂（今耶稣圣心堂前身）[33]。 南京代牧区1921年，分为南京代牧区（主教座堂在上海）和安徽代牧区（主教座堂在芜湖）。1926年和1931年，再度分出海门教区和徐州教区。 上海代牧区1936年，江苏省剩下的部分分别设立上海代牧区和南京代牧区，上海代牧区管辖长江以南苏州以东的地区，和长江以北除徐州和南通附近以外的地区（大半个苏北，但信徒较少）。 上海教区设立1946年，罗马教廷宣布在华实行圣统制，上海宗座代牧区改设正式的上海教区。至1949年底，上海教區範圍包括上海市及江蘇省上海、寶山、嘉定、川沙、南匯、青浦、松江、奉賢、金山等9縣。 龚品梅时期1949年，从上海教区又分出苏州教区和扬州监牧区、海州监牧区两个监牧区，上海教区和苏州教区均由中国籍主教管理。1950年，苏州主教龚品梅兼任上海主教。 1951年9月6日，陳哲敏、沈士賢、侯之正，高樂康（Le Grand），赵玉明（Mg. Prevost）5人在上海天主教協進會，莫克勤神父在高隆邦會同日被捕。1953年6月15日夜，朱树德神父被捕。 教难时期1955年9月8日夜，上海教区正权主教龚品梅，以及張希斌、金鲁贤、蔡石方、朱洪声、陈天祥、王仁生、陳雲棠、朱雪帆、劉季澤、傅鶴洲、李度、范忠良等30多名神父被打成“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捕入狱，史称“九八教难”。 1960年3月17日，龔品梅主教等人一起被判刑。同年自选自圣张家树为上海教区主教，不被教宗承认。主教座堂也迁到徐家汇天主教堂。 1966年文革开始，所有圣堂全部关闭，挪作他用。 1965年，修女被集中住在漕溪北路201号，1966年6月文革爆发，教区受到冲击，存款被冻结，房产包租被取消，8月神父也被集中住在漕溪北路201号，教职人员参加生产劳动维持生活费用。 文革后恢复1979年6月3日，张家树在徐家汇圣母院小圣堂内举行了一台圣神降临瞻礼弥撒，这是上海教区宗教活动中断十三年后的第一台弥撒[57]。1980年春传出圣母在佘山显现，3月15日，江浙沪一带近三千名教友前去佘山朝圣和祈祷[58][59]。1989年9月30日即圣热罗尼莫教父、圣师纪念日，由陈日君神父主祭，罗国辉神父和马爱德神父共祭，在佘山修院小圣堂第一次以公开、正式的方式举行了内地教会第一台梵二中文弥撒[60][61]。1993年2月，教区决定恢复“总铎区管理”的传统模式，将上海教区划分为市东、市西、浦东、上海郊县、崇明5个总铎区。1994年年底又把浦东总铎区分为浦东东部与浦东西部两个总铎区，成为6个总铎区，分别由蒋卫淋神父、艾祖章神父、陈忻德神父、龚天德神父、赵景充神父担任六区总铎[62]，总铎座堂分别为徐家汇圣依纳爵堂、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堂、邱家湾耶稣圣心堂、傅家玫瑰圣母堂、唐墓桥露德圣母堂、大公所耶稣圣心堂[7]。 现状上海教区公开团体现有约111处教堂、宗教教职人员168人，划分为市区、浦东、浦南、嘉青松、崇明五个总铎区。至2023年底天主教徒11.92万人[63] 历任牧长罗马教廷认可主教上海代牧区宗座代牧
上海教区正权主教（教廷承认）
上海教区辅理主教（教廷承认） 1956年后政府认可主教上海教区正权主教（政府承认）
上海教区助理主教（政府承认）
上海教区辅理主教（政府承认）
罗马教廷与政府均不认可的主教副主教（Vicarius generalis）
教堂与司铎、修女名单上海教区分为47个堂区[3]，地上团体有96名司铎[6]，分属5个总铎区及佘山修院等单位。 市区总铎区
浦东总铎区
浦南总铎区
嘉青松总铎区
崇明总铎区
佘山修院
佘山修院泰来桥分院
修女名单截止2010年12月，上海教区圣母献堂会共有87位修女，其中包括21位暂愿修女、6位在院初学生、2位初试生[74]。现任上海教区圣母献堂修女会会长为王敏修女。
现机构组织上海教区设有秘书处和办公室[75]，另设有牧灵、圣召、礼仪、经济、教理信仰、教育六个委员会、教区、司铎两个咨议会、佘山修院、佘山修院泰来桥分院的两个培育团和一个外侨牧灵服务组[76]。 培育机构
事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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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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