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1967年8月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宗涉外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之一。[1][2] 背景1967年5月，英屬香港发生六七暴动。[3]为了声援香港左派將文革引入到香港的斗争，北京市委及社会各界发动了多次反英集会、游行。[4][5]此外，在日趨熾烈的文革氣氛下，同年已发生多起冲击外交人员的事件，如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1967年莫斯科红场事件。8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煽动造反派夺取了中国外交部的权力。[5] 因為《香港夜報》、《田豐日報》和《新午報》三家獨立營運的左派報紙自6月起連續刊登多篇煽動性文字、鼓吹炸彈襲擊及發布假新聞意圖製造恐慌，8月9日香港警方根據《煽動條例》拘捕了這三家報社的負責人及承印人合共5人。8月10日，案件在中央裁判司署首次提堂，律政司表示根據《出版條例》有權在案件正式開審前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立即禁止這三家報社繼續出版，現時先向這三家報社發出警告不得再刊登煽動文章，暫時不申請停刊禁令，法官在庭上發出嚴正警告，惟這三家報社在負責人被起訴後無視法庭警告，[6]在8月10日至15日持續刊登煽動文字，律政司在警告無效後申請禁制令，法院在8月17日頒令這三家報社停刊6個月。[3]:157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最後通牒），要求港英政府在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左派報社的出版禁令，释放19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方负责，并在报纸上公布。[7] 经过8月22日，红卫兵组织「反帝修联络站」组织数万人在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门口召開「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5][8]大会由晚9点开始，抗议者“开始是守纪律的”[5][9]，整齐地坐下、发表演讲、并用高音喇叭高呼反英口号。[9][10] 晚上10时45分左右，随着48小时的最后通牒期限过去，大批造反派及群众不顾警卫的阻拦冲入代辦處。[5][11]他们开始将家具从窗外扔出，同时用汽油罐和燃烧瓶放火点燃了代办处大楼和停泊的汽車。[5][11]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和驻华參贊柯利達一开始带领职员和家属前往保险库避难，但由于大楼着火，只能从紧急出口逃出。[5][10]在院子里，红卫兵将他们围住，用棍棒殴打他们，并撕扯他们身上的衣物。[5][10][12]他们“不仅遭唾埃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5]包括霍普森在内的多人受伤。[11]同时，霍普森的住宅也被劫掠。[10] 随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试图灭火[9][11]，但一度被红卫兵所阻拦。[9][10]凌晨，周恩来总理和江青命令红卫兵停止进攻。[5][10]最终，在解放军的护送下，英方人员得以离开现场并前往瑞典、挪威、法国等其他使馆暫住，[5][10]但不得離開北京。 各方反应8月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了这次违法行为。[5][7]8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8] 霍普森等人雖獲解放軍人員從被包圍及縱火的代辦處護送離開，及被帶到在北京使館區內的其他歐洲國家使館暫住，但因為中國政府不許英方外交人員離境，故此英方人員事实上是被軟禁於北京使館區多個月。8月23日，為回應駐華代辦處被焚及外交人員被限制離開北京，英国政府宣布限制50到60名中国驻英外交人员出境；英国国务大臣乔治·汤姆孙称中方“公然践踏他国主权”。[11]之后几天，中国驻英代办处（今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中方馆员和倫敦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有的还举着毛主席语录，几名外交官受伤。[13][14] 1967年12月，在香港發生的左派暴亂結束，兩國關係轉趨緩和。被迫滯留在北京的霍普森，於1968年4月探望了被中國政府以「間諜罪」軟禁於住所地庫的英國籍記者安東尼·格雷。1968年8月，霍普森終於獲得中國政府發出離境許可。[15] 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7]由於周恩来親自正式道歉，[16]同年，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竣工。[3]:163 對六七暴動的影響由於中國政府限令港府在48小時內撤銷對三家左派報社的出版禁令及釋放19名左派媒體負責人及記者的最後通牒屆滿後，除了紅衛兵衝擊及焚毀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件外，沒有其他報復行動，[3]:164加之在事發後，中國總理周恩來迅速譴責外交部的造反派及與英國政府就事件進行溝通，英國政府因此了解到中國政府是不會有更多行動支持左派在香港發起的暴動，更不會為此對香港出兵，由於紅衛兵焚毀代表處的事件反而暴露了中方的底牌，[17]英國政府不用繼續顧慮港府強硬對付左派暴動會引來中方更激烈的反應，甚至爆發戰爭，當時由戴麟趾領導的港府因而有更大空間採取強硬措施平息這場左派暴動。[18]這次嚴重外交事件亦促使中共中央重新審視對六七暴動的取態，周恩來因為文革和左派的鬥爭不斷升級，情況已難以控制，被弄得騎虎難下，在外交上也陷於被動，最終在同年12月叫停在香港發生的左派鬥爭。[19] 英方人員後續情況當晚在代辦處的23名英國外交官與職員中，有數人日後出任要職，如柯利達爵士（1978年任駐華大使）、艾博雅爵士（1994年任駐華大使）、約翰·韋斯頓爵士（1995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雷·惠特尼爵士（1978年任國會議員）。[12] 参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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